我和我的导师

作者：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麻醉科

鄢建勤教授

1985年9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教师节，我考上了我的导师的第一个研究生。这次是我工作两年后再次走进大学校园学习，住进刚建好的学校研究生楼，感觉意气风发。我们八五级是第一次扩招，108位同学，集中学习一年，大家相处在一起，用时髦的话讲，感觉非常nice。食堂就在宿舍下，住宿条件也比我们之前医院的集体宿舍好很多，四个人有两个房间，一间是学习室，一间是住房。后来我们觉得一个房间住两人更合适，同学们又自己组合，变成两人一间。这段学习经历中的我，真有种“天之骄子”的感觉。因为好多老师是第一次带学生，学校也是第一次招这么多学生，多方面都特别重视，从课程设计到师资水平，都是精选的。后来，随着时代发展，教学模式也进一步调整了。

我的导师徐启明教授是湖南省麻醉学领域第一位硕士生导师，我就成为湖南省第一位麻醉学硕士研究生。

导师是一位儒雅的学者，知识渊博，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医学事业。湘雅医院这所堪称中国西方医学启蒙先驱的老牌医院，第一次开设麻醉专门科室。原来是手术医生自己做完麻醉再上台做手术，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让人心里打鼓、发怵。随着外科的发展，麻醉需要单列。我导师响应医院号召，自愿从外科医生改行专门做麻醉医生。我真的很佩服我老师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还很有远见。麻醉当时是没人愿意干的，辛苦还没地位。即使是几十年后，到了八十年代初，还是没人愿意干。我们分来的时候还是不情愿的，为此，我的好朋友李同学还哭了整整一周。

我的导师打定主意成为麻醉医生后，就全身心投入工作学习，逐步成为湖南省麻醉学领域的奠基人，也为全国麻醉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的导师工作特别认真，不断学习进取，视野开阔，做为领头人很有前瞻性。他曾担任医学院教务处长、医学院副校长。从行政岗位退下来后，导师带领我们开创了全省最早的危重病医学科、疼痛门诊，开办了全国最早的麻醉学系。

当时全国开设疼痛门诊的医院不多，我们医院开这个门诊过程也很艰难。医院在新楼启用前只有十万平方米，并且又老又破，被大家戏称“湘雅卫生院”，是全国最大“卫生院”。当时要分配一个专用的地方看门诊很困难。经过徐老师、谭老师锲而不舍地呼吁奔走，医院给分配了老门诊楼最北面的顶楼东头锅楼房隔壁的一间小房子。供暖气的锅楼房，间歇性的发出“火桶火桶”的有规律的巨响，并带着看不见人的热气。冬天还好，夏天本来就热，再加上隔壁锅楼房的热，更让人难以忍受。这间房估计以前是杂物间，又小又破，经不住我老师的再三奔走，就腾退出来给了我们科。

疼痛门诊称得上是从无到有搞建设，从病人很少到大家慕名而来，一步步发展起来。我老师带了我好多年，我自己没有开挂号，就是跟着老师看病，所有操作在老师指导下进行。当时治疗条件有限，全凭手感和构想。比如治疗三叉神经痛，又没透视又没超声更没CT，全靠书本和自己看标本。我记得解剖教研室的一位女老师，也姓徐，她送给我一个人体头骨标本，我十分宝贝，经常会看看卵圆孔及周边进出血管的小洞洞，看了摸了无数遍。在学习中，徐老师在边上指导，帮忙调整治疗针的方向，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成功一次会让我开心一周，找不到正确方向时，心里也会发毛沮丧。还记得我们有一个病人是胰胆管结石，经历了几次手术治疗，手术医生判断不能再手术了。他腹痛胰腺炎反复发作，成了家常便饭，在我们疼痛门诊一看病就是几年。我们第一次为他盲穿内脏神经丛阻滞就是在门诊做的，在徐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我用针贴着椎管外侧边打水边向前一点点的进，用水推开可能的大血管，现在想想都吓人。但因为有老师在场，有兜底的师父，有坚强的后盾，我还是顺利完成了。后来还给这个病人做了好多次，成功率还不错。记得有次打完，病人腹腔迷走神经相对亢进，肠蠕动增加，要大便。因为内脏神经阻滞后，病人体位性低血压，在手术间边上的厕所里晕倒了。病人极度营养不良，很轻，我们几个人手忙脚乱把他抬到手术台上，赶紧输液。我们那也是“创业”，经历了不少的风雨，有苦有乐，有成就有沮丧。就这样我的导师带了我几年，每周上两个下午的门诊。后来我也成为了老师，也带了科里好多年轻人，也做过下一代医生的后盾，新开的手术即使不上台也会在手术间盯着。

后来徐老师成为了全国医学会疼痛医学分会第一届、第二届的委员，经常带着我出席各种学术会议，让我长见识学知识。有一次在郑州开全国年会，突然晚上发生沙尘暴，本来呼吸系统不好的老师，在这种天气下呼吸道感染、发热、咳嗽。情况紧急，我们立即联系组委会和我们科刘教授在郑大一附院工作的哥哥安排住院治疗。老师平时饭量很小，又不怎么喝水，体温不降，呼吸急促，大家都很着急。我陪护了两天，定时让老师吃东西喝水，老师说我好“霸道”。后来老师的接力棒交给了我，我也成了全国疼痛医学会委员，我也像老师一样带着我的年轻医生参加学术会议，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

我的教师生涯也是徐老师启蒙的。第一次为医疗系本科生上大课，外总麻醉的部分，我们科一般是一个上级老师带一个主治医师组合授课，正好那年是徐老师和我。为了能让我们年轻人上好大课，徐老师让我跟了外总这门课程的所有课。临床医学课基本是一个疾病一个老师讲或一个章节一个老师讲，所以我也趁此机会听了许多老师的课，获益匪浅。我自己讲课前要在科里预讲，当时感觉很紧张。为此家里专门买了一台录音机，我在家反复练习，反复听录音，直到滚瓜烂熟，最终我的预讲一次通过。我上课也给许多八八级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我不知道他们记住的是我课讲得可以，还是记住我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有几个调皮的学生分到我们医院后，总是和我开玩笑，说我们上课都看老师那双漂亮眼睛去了。不管怎样，能让本科生记住只上几节课的老师还真的不容易。因为徐老师和我负责这门课的麻醉学部分，所以第一次出题都是请徐老师修改，或者照着他出题的格式出题，至今出题我都有老师的风格。后来在徐老师的积极努力下，以我们科为主开办了卫生部最早的麻醉学系，我后来一直负责麻醉学系的教学工作直到换届。

老师的诚实守信、工作认真、勤奋好学、干一行爱一行的品质，一直影响着我。这也是我在给本科生上课、大学新生上课或和我的研究生谈话常讲到的，讲诚信非常重要。我经常用大白话给他们讲，“你们的未来不可预测，如果自己努力达到一个万众瞩目的程度，一个不诚信的历史或许让你万劫不复”。人在做天在看，做人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像我老师一样干一行爱一行，行行出状元。我对家人、对学生是这样讲的，我也是这样做的。

八十年代初，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老师家还是定了两本国际上最权威的麻醉学英文杂志的影印版，行业内最新的国际动态都能了解。我们都特别喜欢听徐老师讲课和有他参加的病例讨论。

老师从副校长岗位退下来后就长期工作在临床麻醉一线，一些危重的病人，老师经常会紧密跟踪。我们医院的第一台心脏移植，老师术中在麻醉科，术后在ICU指导。有时候手术安排老师的麻醉，我也会经常帮他先打打下手，做一些操作性的工作。记得有一位更年轻的医生问我为啥我做？我说我年轻多学点。当时我也是年轻医生里的主力，老师表扬我工作麻利、勤快。

我们年轻老师的预讲也好，汇报病情也好，徐老师会时不时来一句，“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所以就有了我们科有不少老师喜欢中途插话的习惯。我可能更明显点，这没办法，作为老师的徒弟，在习惯上总是相似的。

在老师最后的日子里，我带着我的学生小李，来到ICU看望徐老师，跟老师说，“徐老师，这是我的学生”。老师很清醒，也露出了赞许的表情。在老师最后的日子里，能尽力帮忙做些琐碎的事，我至今想起都觉得很欣慰。

今年教师节，医院邀请我参加了教师节主题考试活动，要我们写出自己老师最常讲的一句话，我写了：“行医，如履薄冰”。还有一句：“医乃仁术，好自为之，医乃科学，善自攀登”，是我同事提及的。感觉后面这句老师常在正式的场合讲。这些话都在老师的自传里。

活动还要我们写五百字的作文，我虽然最近写作大有长进，但用笔写，好久没写了，好多字不会写。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都是在读学生，我可能是他们或她们导师的老师的老师了。看他们“沙沙”写了前面半版又写了后面半版，我好羡慕。最要命的是还要采访，要读自己刚写的作文。老师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一直感觉老师对我点点滴滴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回想一下，老师带我是最多的。采访中，我几次哽咽说不出话来，没法表达对老师的感激和思念。主持人讲，如果我的老师能听到我现在讲的话，我最想对他讲什么？我又再次哽咽，只说了声谢谢！一切都在“谢谢”两个字里。最后主持人说，我在医院“我的老师”的征文中有一句话写得特别好，可不可以读一下，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没法开口了。我哽咽的样子应该很难看，放到医院视频里，会很难为情，但确实是我的真情流露。现在我用文字想对我老师说：我很感激能成为您的学生，我虽然没成大器，但是我成为了一个有担当、有底线、爱学习的医生和老师。

2025年9月3日

写于第四十一个教师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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