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需要，挺身而出，他们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第三批支援湖北国家医疗队的刘志勇副教授和赵春光主治医师。从2月7日出发去武汉，到4月1日返回长沙，他们在武汉协和医院重症病房工作了55天，成功救治了151名新冠肺炎患者。

出发时，为了降低感染的几率，刘志勇和赵春光剃了光头。如今，他们已经回到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ICU）工作一个多月，回归正轨，剃掉的头发也已慢慢长长。

在武汉协和医院，他们接触的是病情最危重的患者，如同在湘雅医院ICU，他们时刻与死神赛跑。他们是别人眼中最伟大的战士，也是家人眼里最平凡的儿子、丈夫、父亲。他们看似坚不可摧，却也温柔善感。

后疫情时代里，医护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变化？《湘雅人的一天》从英雄们的视角讲述时代点滴。

刘志勇：每一个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

刘志勇2002年来到湘雅医院工作，在ICU已经14个年头。每天早上八点交班，他六点半起床，七点一刻就来到科室了解患者情况。他说，对于ICU的患者来说，由于病情时刻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时间不是以“天”计算的，而是以“小时”为单位，紧急情况下，甚至是以“分秒”计算。

于ICU医生而言，主要的工作区域就在科室中。交班之后，刘志勇与科室医生开始查房。他仔细倾听管床医生描述患者病情。

刘志勇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医生，从小在医院长大的他，“特别喜欢消毒水的味道”。他认为自己也是一个适合从医的人，除了做事细致、有耐心、思考问题全面到位，更重要的是对患者有同理心。他说，“作为患者而言往往是比较无助的，尤其是在不允许家属陪护的ICU，能够信任的就只剩下医护人员。因此，医生的耐心对于患者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这份之于患者的同理心，他乐于与患者交流。在武汉协和医院时，他遇到过一位脾气特别差的老红军患者。由于说话口音问题，医护人员没有办法与其交流，又因为病情很重，老红军十分抗拒治疗，连不合口味的饭菜也会掀翻在地。面对这样棘手的患者，刘志勇没有避而远之，反倒是主动示好。

“他呼吸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扶他坐起来，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会主动拿衣服给他穿上。有时候确实听不懂他说的话，但是我会努力倾听，有所反应，让他能够感觉到我在认真和他交流。”后来，患者渐渐接受治疗，病情也逐渐好转。

能不能做到真正关心患者，或许就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当中。

刘志勇是一名有丰富援非援疆经验的“老兵”。职业生涯里，他去过非洲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去过新疆扶贫支边。这一次，他又去到了疫情最严重的武汉，与新冠病毒抗争。

“父亲常跟我说，少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事，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在别人需要的时候能够去帮助一把，我觉得更有意义”，刘志勇说。

在重症医学科病房的墙面上，悬挂着新冠病毒感染医院感染防控的知识手册，供医务人员随时翻阅。如今，疫情防控常态化成为了后疫情时代的一个标志。刘志勇介绍，相比于疫情发生之前，如今的医院ICU也更加注意防控。

查房结束后，刘志勇带上手套，准备为一例患者做气管切开术。由于ICU的患者大多处于昏迷状态，无法自行咳痰，长时间的气管插管容易造成患者肺部感染，行气管切开术，则会避免肺部感染情况，也有利于患者下一步的治疗。

在做手术之前，他反复叮嘱助理医生，“准备工作永远比操作要重要”。正因为事前总要做足准备，在武汉近距离接触患者的各种高危操作，他也能顺利、安全地完成。

几分钟就能完成的小手术在武汉协和医院时则显得异常艰难。刘志勇回忆，由于那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带着护目镜，手术的每一步都十分费劲。本来就是近视眼的他，甚至连穿针都看不清楚。而脱下防护服时，他常常是浑身湿透。

隔离结束后，刘志勇马上去做了近视眼手术，如今戴的眼镜只是为了保护术后的双眼。

完成手术后，刘志勇来到会议室参加疑难病例讨论。查房、会诊、处理病人情况、青年医生带教、接受院外医生咨询……回到工作岗位一个多月，他坦言“忙碌又有节奏感”。

除了日常工作，从武汉回来后，凭借出色的抗疫经验，刘志勇有时要为肯尼亚、乌干达、加拿大、瑞典等国的医务人员开展线上培训，也经常给国内的医务人员讲课。

刘志勇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休息时，刘志勇来到值班医生的休息室，为女儿的班级活动开展线上彩排。作为支援湖北回来的医生，刘志勇被选为代表，要在女儿的班级活动中发言。

对于他而言，在武汉支援的日子付出了太多情感，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还会觉得历历在目。有七十多岁的老者，在他的安抚下从抗拒到接受治疗，但最终没能挺过来；也有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在他们的努力下情况好转，让人欣慰。

刘志勇认为，“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无论年龄大小，无论贫穷还是富贵”。而作为一名重症医学科的医务人员，他觉得不轻言放弃、尽最大的努力，便是对患者和家属最大的尊重。

常年在ICU工作，难免见到不少患者逝去的场景。年轻时，刘志勇也曾受过打击。后来，他渐渐明白作为一名医生，只能比家属更坚强。

于他而言，“经历生死也是经历灵魂的升华。只有经历了，才能真正尊重生命、爱惜生命，用自己的力量去挽救生命”。

赵春光：自由不是无代价的

赵春光是湘雅重症医学科的一名主治医师，也是刘志勇带出来的徒弟。2012年，他来到湘雅医院，从此开启了与ICU的故事。在一个时刻与时间赛跑的科室里工作，他习惯了步履匆忙。

与老大哥刘志勇一样，在ICU工作的医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病区。作为主治医生，赵春光负责病区8个床位的患者，工作细碎而忙碌。

查房时，赵春光为医生们讲解患者情况。赵春光的家乡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他留在了湘雅医院工作，也将家安在了长沙。于他而言，成为一名医生更像是一个偶然的选择，但是选择了开始，便选择了坚持。

2月7日，今年35岁的赵春光跟随湘雅医院第三批支援湖北国家医疗队130名队员紧急驰援武汉，这天是他大儿子赵一勤五岁生日。

支援湖北回来后，赵春光成了妥妥的“网红”医生。那封著名的写给父母的家信，被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转载，数百万网友为之感动。他说，“那是写给父母的遗书”。

在信里，他写道：“青山甚好，处处可埋忠骨，成忠冢，无需马革裹尸返长沙，便留武汉，看这大好城市，如何重整河山。日后我父饮酒，如有酒花成簇，聚而不散，正是顽劣孩儿，来看我父；我母针织，如有线绳成结，屡理不开，便是孩儿春光，来探我母”。

这封著名的家信写于2月13日，他到达武汉一个礼拜。那天，他结束工作，脱下穿了一整天的防护服，回到宿舍后听着窗外的救护车鸣笛声，突然无比想念父母妻儿。在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之后，他决定给父母写下一封遗书。“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疫情会结束，万一自己真的回不去了呢，好歹给爸妈留个念想。”

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将信转给了朋友，回得去，信自己给，回不去，便由朋友帮忙转送。4月3日，赵春光回到长沙后，这封家信才公之于众。他说，母亲至今没有看完这封信。

赵春光的父亲今年75岁，母亲73岁，他是家长的独子。上有七旬父母需要孝敬，下有两个稚子嗷嗷待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

2月6日，他接到第二天出发的通知，想给妻子发个微信，“但是手一直发抖，按键盘都按不住，感觉血一股股地往脑袋上冲”，于是他直接给妻子打了给电话，“收拾东西，明天去武汉”。他后来才知道，一挂完电话，妻子就开始抱着母亲大哭，哭完便为丈夫收拾行李。

赵春光的妻子李娜是湘雅医院消化内科的一名护士。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她理解丈夫的选择，“如果不是有俩孩子，我说什么也要跟你一起去”。

为什么能义无反顾上战场？赵春光说：“自由不是无代价的，胜利也不是无代价的。国家需要你奉献和牺牲的时候，你不能推脱，这和是不是医护人员没有关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赵春光的热血气质遗传自父亲赵贺庭。赵贺庭是一名退伍飞行员，一线服役18年。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是第一批运输救灾物资进入灾区抢险的战士。

“老头当年干那么多事，我总不能丢人吧”，赵春光笑着说，“但是真不能说一点儿都不怕”。

在武汉时，每天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连自由呼吸都是一件费劲的事。而在重症病房，赵春光他们接触的又是病情最重的患者，工作氛围偶尔有些压抑。妻子打电话过来时，有时他甚至不敢接，“不知道她会和我说什么”。

如今，赵春光的工作又回归了正常节奏。性格幽默的他爱开玩笑，似乎总是能举重若轻地将工作和生活中的难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说，“有什么事情咬咬牙就过去了”。他也说，“奥斯维辛后没有诗歌”。经历了灾难，更让人懂得好好活着最重要。

除了日常工作，赵春光平时还要抽空整理在武汉的病例资料。这天下午，他还要给湘雅医学院的本科生上课，中午便开始进行准备。

疫情期间，上课只能在线上进行。赵春光戴上耳机，为学生们讲授心肺复苏知识。

在ICU工作多年，赵春光见证了不少奇迹，也经历了许多生死场景。在他看来，“生和死就像是一道门，跨过去就是生，跨不过去就是死。”

既然人终有一死，那么医疗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他思考了很多年，也最终给了自己一个答案，“我认为医疗的意义不在于救命，也不在于延长寿命。或许在于，让人按照自己或者家属的意愿，有质量、有温度、有意义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