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麻醉学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麻醉与疼痛医学科 安建雄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麻醉与危重医学科 郭曲练
虽然拥有千古不衰且为人津津乐道的“麻沸散”传说，但总的评价，我国对世界现代麻醉学的贡献有限。虽然王源昶最早使用胸内心肺按压复苏技术，但由于没有及时报道而成为一大憾事，这一悲剧与美国成功使用乙醚麻醉的案例颇为相似。
“针刺麻醉”的风靡源于一个偶然事件。1971年，美国《纽约时报》资深记者James访华期间患急性阑尾炎，手术后他接受了针刺镇痛并获得良好效果，他回国后在该报发表了这一经历引起轰动，不幸的是，此后针刺麻醉也被大肆渲染。经过多年后，人们意识到针刺镇痛是可行的，但用于麻醉并不现实。原因很简单，针刺是一种生理刺激，无法对抗手术导致的强烈损伤。但针刺可用于麻醉辅助镇痛（Acupuncture-assistant Anesthesia）。针刺麻醉的盛极一时是“文革”影响我国科技发展在麻醉学上的具体体现，客观上阻碍了我国麻醉现代化进程。
与其他学科一样，我国近代麻醉学发展滞后有深厚的社会原因，军阀混战、列强入侵和十年“文革”都是阻碍发展的重要因素。幸运的是，我们处于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好时代，只要把握好机会，一定能为世界麻醉及相关学科做出自己的贡献。
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医学是“富人的学科”。麻醉学发展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我国香港、台湾及大陆的京沪地区麻醉人员、设备、管理水平及麻醉死亡率都接近或赶上发达国家水平，但在欠发达特别是落后地区麻醉学发展至少落后数十年。学科发展从根本上要依赖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但我们同行至少应在以下方面着手努力：一方面行业协会应积极影响国家政策导向（如目前国家对基层卫生事业的巨额投资就是很好的机会），引导各级医院麻醉学科建设与发展。同时应号召广大发达地区医院积极支持欠发达特别是落后地区的麻醉学科建设。采取国际通行的进修医生工资制度；资助落后地区麻醉医生参加知识更新会议和短期培训；捐献（二手）设备等等，共建“麻醉希望工程”。
我国仍然是个非工业化人口大国，担任绝大多数人群麻醉保健工作的是基层麻醉医生，建设好这支队伍对提高我国整体麻醉医学水平、降低麻醉相关死亡率和提高人民生存质量有重大战略意义。
住院医生培训制度亟待改进
发源于美国的住院医生培养计划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不可替代的培养方法。在我国全面推行这一制度也势在必行。然而，这个制度在我国试行以来，出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首先，这一培养计划和现行的人事制度有尖锐的冲突，如应届毕业生可以参加分配，解决人事编制和户口，而住院医生训练结束后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再者，多数培养单位过多顾及本单位利益，把住院医生当成廉价劳动力，而忽视科学和全面训练，导致培养质量大打折扣；第三，培养内容单一，缺乏多元化。应摒弃单个医院为培养机构的做法，代之以（大学）医学院或医学中心的多个医院为依托，每个住院医生培训期间（毕业前）至少经历每个亚专业两次，以便训练结束后能迅速进入主治医生职责（独立处理患者）状态。此外，非专业训练诸如与患者和同事交流合作技巧、如何与保险公司打交道及如何面对医疗纠纷等常识训练。
市场经济对麻醉学发展的影响
市场经济对学科的推动基本是正面的。从150多年前Snow对分娩镇痛普及的贡献，到当代患者自控镇痛技术（PCA）、新型麻醉药异丙酚及喉罩的发祥地都是英国，然而这些技术和药物最终都被美国发展并普及推广，究其根源，最重要的的因素就是美国强大市场经济的推动力。我国已经进入强大和市场经济的确立，我们有幸生活在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太平盛世，为广大麻醉医生发挥自己的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记得笔者从医学院毕业不久（1986年），就曾与麻醉启蒙老师苏心境教授一起尝试设计和制作腰硬联合麻醉套装，然而那时正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不可能取得厂家支持，发明梦也只好作罢。十多年后，这种麻醉技术却在全球开始普及，当然也不例外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从业人员，特别是学科带头人，不能不警惕市场的负面效应，应自觉避免成为厂家和产品的代言人。
麻醉学（协）会与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我国经济的崛起，麻醉学学科也迅猛发展，但有两个突出的难题摆我们面前：一是医院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和不平衡；另外一个近两年出现的严重问题是亚学科的迅速剥离。
亚学科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丰富了麻醉学内容、将麻醉技术更多地为人类造福，同时也增加了麻醉医生的工作乐趣。其中疼痛治疗和危重病医学已经成为麻醉学比较成熟的亚学科，而正在兴起的毒瘾医学（主要代表技术为全麻下快速脱毒）也可能成为下一个麻醉学亚学科。然而不幸的是，近两年突然掀起脱离麻醉科的狂潮。虽然在原有的麻醉医学会基础上又成立了麻醉医师协会，但这种潮流并没有得到扼制。分析原因如下：在科室建设上，从事疼痛和危重医学的麻醉医生得不到重视，在学会组织中也被边缘化，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被推出去的。以疼痛为例，以下几个措施可能有效扭转这种不利局面：首先，为疼痛亚学科发展提供组织保障，让从事疼痛一线的麻醉医生担任麻醉学会或疼痛学组的领导，目的是让从事疼痛医学的麻醉医生在学会里获得应有的荣誉和地位，让他们感受身为麻醉学背景的疼痛医生的骄傲！其次，建议麻醉学杂志为疼痛医学辟出相对固定（25%～30%）的篇幅，并吸收从事疼痛的麻醉医生当专栏编委，让其在权威学术期刊上有自己的栏目和言语权；第三，关于疼痛机构的模式上，大力提倡发达国家成熟的“疼痛中心”模式，其基本概念就是在一个大型的医学中心，让所有对疼痛有兴趣的人，都能参与疼痛的诊疗活动；第四，建议在全国比较好医学中心或者大学建立麻醉学会领导下的疼痛培训基地，美国住院医生培训是以大学为单位，我们是以医院为单位，这是不合理的，我们可以实践，如在北京、上海等每个中心城市几家单位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中华麻醉学会的疼痛培训基地，对于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都非常重要且现实；第五，要澄清疼痛医学独立的理由是不科学的。有人把疼痛科从麻醉科独立出来与麻醉科从外科分出来相比较，其实这两个问题性质不一样。从事疼痛治疗并意味着一定放弃麻醉工作，实际上我国老一代的麻醉学家从事麻醉后，其从事外科工作的机会是被动剥夺的。从事疼痛诊疗情形则不一样，欧美等发达国家从事疼痛治疗的麻醉科医生一般在50岁以后仍坚持每周一天的麻醉工作。因此，从学科本身特点和国际惯例看，我国麻醉学家振兴疼痛亚学科，机会仍然存在。
不久前，于布为教授明确提出麻醉医生应当积极参与“舒适医疗”（即医生应采取措施减轻或避免由于疾病本身或任何医疗行为引起患者痛苦或不适，而麻醉科医生正在和将扮演积极角色）的推广和应用，广大麻醉科医生无疑将可在这一领域发挥重要角色。
虽然没有确切数据，但估计我国麻醉医生达10万左右，要珍惜、团结和利用好这一宝贵的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策群力，在麻醉学会领导下，通过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中国的麻醉学家必将有所作为。
Miller曾在几年前在一篇述评中，引用美国著名麻醉学家Leroy D. Vandam的一句话：缺乏远见和科研的学科将是死路一条（Without vision and research, the professions die）。他认为麻醉学科与包括航天事业等学科一样，需要学科带头人的远见卓识。幸运的是，以于布为等为首的我国新一带麻醉学领袖，不仅有敏锐的眼光，而且行胜于言，正以大无畏的精神为麻醉学的科学和健康发展奋起直追，相信在充满了机遇与挑战的21世纪，在全体麻醉学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麻醉学科必将为人类健康和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