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手术室里的针刺术[/center]
1985年以来，我多次到访中国。作为耶鲁-中国协会医学委员会主席，我的到访是为保持耶鲁医学院与中国长沙的湖南医科大学（现湘雅医学院）的长期合作关系。像许多美国医生一样，我被读到的材料迷惑：在中国，复杂的手术只使用针刺就能解除疼痛。我极力想弄明白，没有麻醉下手术是否真的能完成。从长沙这座城市，我的探寻之旅开始了，随后在北京和上海，我继续寻找答案。我所亲眼看到的，从文献读到的并问到的情况让我相信：要认真对待针刺这回事。
在1846年广泛使用乙醚麻醉前，外科医生有很多方法让患者对手术不敏感。比如吞服天然的阿片类物质（译者注：该物质具有镇痛效果）。为制造麻木效果，催眠、过量饮酒、击打下巴也是出名的招数，却既不可靠也不安全。
乙醚、笑气以及1847年氯仿的应用，结束了人类对无痛手术的苦苦追寻。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尤其是近50年，对镇痛新方法的需求也日趋减少。麻醉领域现已成为最复杂的医学专科之一，正是麻醉拓宽了外科医生的手术疆域。
但在一个科技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寻求简单镇痛技术的脚步仍未停歇。直到15年前，现代麻醉方法、设备及训练在中国尚未普及。我于1985至1991年到访时，中国正困扰与经济、政治及领土的问题，似乎这一切比老百姓的健康更为重要。
1958年，毛泽东对传统中医作出批示，提出将中西医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中，最戏剧性并最出名一条是，将古老的针灸技术变成麻醉医生的技能。针灸被用以减缓疼痛和疾病症状的历史达上千年，但在主席批示前，没有将其应用于手术的证据。
针刺麻醉这名词很快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起初许多人期待最激动的成功故事传入耳际。但一阵兴奋过后，美国和欧洲等地的报告显示，针刺麻醉效果不一，互有分歧。而在70年代早期，许多国家组织科学家和临床医生代表团前往中国，意图获取针刺麻醉的第一手资料。
1974年5月，在美国国立科学委员会资助下，一项包含12名美国专家的蓝带研究开始。他们的任务是评估针刺麻醉预防或减缓手术疼痛的效果。三周后，在走访16家医院时，科学家和医生一致认为，就某些病人而言，在某种社会及心理状况下，进行某些手术时，针刺是有效的。针刺的最好效果，也仅对10%病人有效。
答案不尽如意。专家建议，用设计良好的随机对照试验来验证针刺麻醉的效果。这意味着他们虽未否定针刺的效果，但医生们所期待的确定性结论依然云里雾中，没有定论。
我也在期待着。在一次访问中，我向几位相交甚好中国同行问了些关于针刺麻醉的学术问题。返美后，我也向几位来自长沙的医生问了同样问题。我的间接资料不断积累，我开始相信当针刺用在某些特殊条件下，的确会有作用。我再次阅读专家报告后发现，有数据和观察支持我的所言。不知是不细心还是优柔寡断，委员会专家并没明白无误的指出这一点。
我决定孤身一人亲自验证，困难亦在眼前。我不是蓝带委员会成员，我不是科学家与麻醉医生，我只是一名普外科手术医生，这表示我的手术仅局限于消化器官、乳房及甲状腺。当时，我与一些中国医院关系并不深厚。此外，我必须熟悉中国式礼仪，破除表面上的深沉冷漠。
我决定在中国三所医院进行研究，并寻求当地外科医生帮助。他们与我相处工作过，拥有长期的共同兴趣。我有理由相信，他们会为我提供真实的状况。此外，我还要验证我的一位美国泌尿外科医生朋友对针刺的指控“我知道他们干了什么。有人告诉过我，他们趁你不注意时会加点麻醉药。整件事其实是个骗局。”
我计划访问的第一位同行是严章寿（译者注：音译）医生，他是湖南医科大学外科教授，此前我同他已建立密切的专业学术往来。我们是同时代的人，第一次相见及随后信件中，就发现彼此拥有许多共同兴趣点。当我所乘的火车到达长沙站时，严教授已在站台等候我的到来。相见时的喜悦难以掩饰，在坐车通过人口稠密的街道与被工厂污染的城区时，我们一直在热切的讨论。
严教授告诉我，他已要求一名同事安排了次日早上的针刺下甲状腺手术。他明确表示，这绝对让你大开眼界，因为针刺麻醉技术下进行甲状腺手术是他们医院的特色。他说：“在一些医院，外科医生都不喜欢针刺。首先，这不是真正的麻醉。即便那些使用针刺的人也知道它并没有真正缓解疼痛。它所能做只是提高病人忍受疼痛的能力。对一些疼痛来说，针刺效果不好。比如，我们可以在针刺下来打开腹腔，但当拉动肠管时，病人就会很不舒服，感觉恶心，甚至呕吐。因此，我们从不把针刺用到腹部手术上。”
严教授又解释道，其他部位手术也会面临同样问题。当意识清醒的病人需要在针刺下进行胸外科手术，他必须事先进行呼吸训练来控制气流。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尽管许多患者可以掌握呼吸技巧，但在呼吸时进行针刺对外科医生与麻醉医生来说还是个考验。因此，单是呼吸训练就会延迟手术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经过几年的尝试，用针刺代替麻醉进行胸部和腹部手术，已被放弃使用。
身体有两个部位进行针刺下手术是没问题的，其中之一是头部。严教授告诉我，在脑肿瘤手术中，针刺有一定程度的普及。其他部位如脖子，尤其喉咙的下部，在那里甲状腺骑跨在喉头表面，一系列的U型软骨环，构成了上气道骨架。按计划，我将会观察针刺下了甲状腺大部切除术，也就是切除甲状腺的病变部分。
第二天一早，严教授和我来到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手术室时，外科医生刚开始准备在一名34岁女子的甲状腺上切除2英寸腺体。她叫候丽慧（译者注：音译），是一名工人。先前，我写信给严教授，希望能看到针刺下甲状腺手术。她正好于一周前入院，进入针刺候选病人名单。
在这一周，侯女士的术前准备并无特别。术前一天，麻醉医生对她进行术前探视，整个访视时间不到30分钟。尽管将针刺用于手术仅40多年，但中国病人对针刺十分熟悉。麻醉医生教了她一些放松建议和呼吸技巧，以便让整个针刺过程顺畅。麻醉医生许诺说，她将有一点点不适，甚至没有。
在以往的针刺下手术中，病人常被灌输这样的概念：个人依靠中医取得治疗效果，将为主席和中国增辉。针刺作为治疗方法，与术前动员鼓舞配合的相当默契，候丽慧也不例外。她对医院充满信任，当医生告诉她，她很少或不会感觉到手术疼痛时，她相信这是真的。
术前一小时，护士给候女士肌肉注射了40毫克苯巴比妥，作为巴比妥酸盐药物，它具有温和镇静作用，并能持续五小时。麻醉医生徐启明，在病人左前臂打入静脉针后，缓缓推注生理盐水。随后，他向我解释应如何选择并利用穴位。“全身有14条经络，今天我们会用到两条。”他说，“要保证脖子前面麻醉效果好，我们得干预肝经和胃经。”这两条经络都穿越甲状腺区域，一种被称为“气”的能量走行其中，可通过经络的穴位找到它们。徐解释道：“不同的医生喜欢不同的针刺方式。我比较喜欢针刺位于第一和第二跖骨间的太冲穴，来阻断肝经。对于胃经，我选择第二和第三跖骨间的陷谷穴。”
徐用碘溶液对候女士的脚进行消毒，然后在选择的四个穴位插入长5寸的不锈钢针。随后，将每根针与一个小电池连接，给予低频低强度的电流。“在长沙市中心的商店，你随时都能买到这些小设备。”他说。当手术铺单完毕后，徐向候女士的静脉注射了40毫哌替定和4毫克氟哌利多，作为安定镇静药来对抗恶心反应。这两个药物是小到中等剂量，不会影响病人的意识。
病人进入手术室后，就被众人视若无物，只有我通过一名医生问了她一个问题。她的脉搏和血压被监测，徐和助手不时的对她讲话。除此之外，她就像睡着一样，以标准的直立坐位进行这场手术。手术室里的医生一直在交谈，大多是简单家常里短，像世界上任何手术室一样。每人都试图保持手术室内气氛的平静，因为有人认为手术室内平静是成功进行针刺下手术的主要因素。
医生下刀前，先测试病人的疼痛程度。这一切看上去是为了我在表演，医生似乎已确信病人一点都不痛。他用科克钳提起侯女士喉咙上的皮肤，并紧紧的夹住。有那么几次，我看到助手挥舞着科克钳，我知道那会产生很剧烈的疼痛，但侯女士对此却连眉头都没皱过。我对此大为疑惑，并不由自主的摇头，严教授对我笑了笑。病人对疼痛缺乏反应，绝不可能是先前给过的那一丁点麻醉药的作用，显然有东西在发挥作用。
外科医生进行的非常缓慢细致。缝完最后一针，差不多已是针刺后两个半小时。此时，侯女士依然非常平静。中间，有少数短暂的片刻，她感到些许不适，后来她形容为“掐尖儿”的感觉。对于手术，她唯一抱怨的是长时间保持半直立位，的确太难受了。为了尊重我的泌尿科同事，我仔细查看了静脉输液管路，以及房间内的可能变动。在进行脖子这一极易疼痛手术的两个半小时中，除手术前给患者应用少量的巴比妥酸和麻醉药外，未使用任何可能影响疼痛的药物。手术结束时，她微笑并清醒着，没有麻醉后遗症。如果不是身上手术衣的关系，你甚至难以区分她与那些正等待手术的病友，有什么差别。几天后，手术医生查房时我也探视了候丽慧，她不需要任何术后止痛药物。
一周后，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同样看到针刺下的甲状腺手术，仅是穴位的不同而已。心胸外科退休主任徐乐天教授带我观摩针刺。徐早年曾将针刺应用于多种胸部手术，其中包括开心手术。像严一样，他对针刺的有效性也没太具体的解释。至少，这些解释不能让具备现代科学训练却不熟悉经络和气的医生接受。不过，他和我都知道，中国和西方的研究人员已提供了一些初步的答案，这将是下期专栏的内容。
（薄三郎 科学松鼠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