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辗转多难度童年 发奋读书争出息
1932年8月5日，我出生在浙江宁波鄞县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位电讯技术人员，母亲是家庭妇女。我的童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跟着父母辗转多地，先后在呼和浩特、宁波、衡阳等地，后来到达南昌，经历了很多痛苦、磨难和恐惧，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到南昌后，我们家兄弟姐妹开启了读书学习的新生活。经历八年抗战，读过六个杂牌流亡小学，1946年我终于考入葆灵女子中学。母亲为我能够考进这所基督教会办的女子中学打心里高兴，常在家人背后夸我，这孩子懂事了，学习特别用功。开始一学期，我先是走读，中午带饭去学校，离家很远，往返要花很多时间，以后开始住校。住校后，生活老师(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看到我吃得很差，冬天穿着单薄，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几件毛衣让我试试，看着合适就让我穿上。这是我第一次穿上母亲之外的人送给我的衣服，深感温暖和感动。
私立教会学校学费高昂，每当学年开始缴纳入学注册费时，我都为父母筹借学费煞费苦心而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老师见我学习成绩还不错，但家里经济确有困难，便征求我的意见，准备让我在校打一份工，可向学校申请免收学费。我非常高兴，心想终于可以减免父母的经济负担了，但一细想，心里又犯愁了，打什么工呢？我可以胜任吗?打工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学习呢?第二天，也没和家人商量，就跑去找老师，老师好像知道我的顾虑，看到我就说，你就是打上课、下课铃，不会影响学习的，但要保证准时准点，不得延误。我当即满口答应，一定做到。
初二学期结束前学校体检，医生发现我得了肺结核，拿着X光照片报告给老师看，我知道后大哭一场，完了，这下子我不能再留校了。老师安慰我，现在人们营养不好，许多人都患上这种病，不用着急，并给我出主意：暑期同学们都放假回家了，你就留在学校寄宿，好好治疗养病。她到学校给我拿来许多奶粉给我，医生也给我开了些药，这个暑假我按老师安排留校休息治疗，也没有告诉父母真实病情。两个月后，开学前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医院复查，结果令人喜出望外，X光阴影奇迹般消失了，返校后告诉老师她也很高兴，终于可以继续学习了。此时我才告知父母暑期住校不回家的原因和始末。
打铃这份工作看似简单，但坚持两年下来也不容易，初中两年的紧张学习和兼职打工，对我一生影响重大，它对日后我个人性格、工作态度、严谨的时间观念都有重大影响。
1949年后由于我基础比较扎实，补习又花了工夫，顺利考入了萍乡第一中学就读高中。读完一年，表哥介绍我报考长沙湘雅高级护士学校，说毕业就可直接参加工作。揭榜那天，我挤在人群中心里十分紧张，只怕考不上，听人说湘雅护校很难考上，于是从榜后面找起，一个一个找自己的名字，越找越紧张，没看见自己名字，此时人群中突然有人叫王静静，一看原来是我葆灵女中的好友李利梅，她找到了我的名字，竟然名列榜首，我和她都格外惊喜，相拥而泣，我们又能在一起学习了。
当晚，李利梅领着我住在护士宿舍，高低双床，我看到整齐洁净的宿舍，还有工人打开水放在门口，十分庆幸自己能考进这个全国知名的高级护校。李利梅从葆灵女子初中毕业就直接考进了湘雅护校，比我高一年级，她像大姐一样照顾我日常生活，甚至连被窝都帮我折叠好，我也再不孤单无助了。
我考入湘雅护校后，全家人都很振奋，第二年我妹妹王静好也报考湘雅护校并顺利录取，不久我弟弟考进了知名重点高中长沙雅礼中学，长沙成为我们姐弟妹三人的学习福地。
我在湘雅护校的第三学年，进入医院临床实习阶段，轮转临床各科病房实习，开始接触病人，每天量血压、测脉搏是常规工作，可我没有手表，测脉搏成了难题，只得借用办公室小闹钟，很不方便，向家里要钱买手表实在不愿再增添家人负担。正在犹豫中，一天偶然听到手术室老师说，目前病人多，血液供应不上，有的手术因缺血源供应而取消，我心里一亮，脱下白大褂，跑到检验科输血窗口，冒充输血员抽出了300ml，将抽血所得买了一块当时国产最便宜的手表，解了燃眉之急。抽血后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有怕营养不良影响身体的顾虑。我的血型是“O”型，是万能输血者，不久为了抢救一个病人，我毫不犹豫在手术台上为病人义务献血。
1952年春末夏初，学校响应国家号召，分配我们参加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这一工程就是湖北省公安县境内的荆江分洪，历来号称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历史上有过34次决堤，房屋、农田被毁，数十万灾民横尸遍野，国家下决心要修好荆江分洪工程。医学院、护校、医院派出大批人员支援工程建设，一时间30万军民齐上阵，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在没有大型工程设备情况下，全靠人挖肩挑，仅以75天的惊人速度建成荆江分洪第一期主体工程。翌年7月，长江遇到百年罕见特大洪水，荆江3次开闸泄洪，保障了两湖地区人民生命安全。
湘雅医疗队初到时，部分分配上工地，随后工伤人员多了，我们设立医疗站医治伤员，许多人轻伤不下火线，伤口感染发烧才来看病，这种大无畏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们。我们除给伤员治疗外，还给病人洗衣服。时值春末，湖区倒春寒来袭，一天要洗许多堆裹满泥土的衣裤，双手泡在冰凉的冷水中，都泡得发白了，但一想到工地上几十万大军战天斗地的豪情，我们无怨无悔。
经历两个月工地锤炼后，我们湘雅医疗队得到当地政府表扬，工程顺利完成后告别时，当地特别为我们举办了一场聚餐会，并拍照留念。返校时，学校宣布我们学业结束，光荣毕业，我十分开心领到这张带有荆江泥土芳香的毕业证书。
毕业后，同班同学大部分由卫生部分配到北京中央直属机关，或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仅我一人留校，安排到湘雅附一院手术室，时值1953年。从此。我在湘雅医院开始了无影灯下四十春的麻醉医学生涯。
二、无影灯下四十春
三人组建麻醉科
我初来这所号称“北协和南湘雅”的著名医院时，湘雅医院还没有单独的麻醉科，外科手术麻醉医疗室和手术室合并在一起，外科手术时麻醉工作由外科医生临时分工，轮流担当。然而，外科医生专业在于手术，对麻醉医疗工作不感兴趣，因此麻醉技术得不到提高，制约了外科新技术开展。有鉴于此，大外科主任谢陶瀛于1956年发榜招聘麻醉科主任，应聘范围是外科主治医生。广告栏招聘布告贴出好久一直无人问津，几经风雨洗刷，只好贴了又贴。究其原因，从事麻醉本是高风险高技能工作，知识和技能涉及面广，需要多科专业基础，但因为世俗观念导致麻醉医生知名度低。手术成功，功归于手术医生，麻醉医生得不到赞誉；如果麻醉不到位，医生、病人不满意，怨气都落在麻醉医生身上。再者，人家都拼搏到了外科主治医师地位，这在当时算是功成名就，谁会愿意来承担这份吃力不讨好的高风险工作呢？
过了好久，一位不为世俗观念束缚的总住院医生敢为人先，终于揭榜来找谢主任，表示自己乐意承担组建麻醉科的重任。经院领导批准，这位医生被委以麻醉科主任，他就是我们湘雅医院麻醉学的鼻祖---徐启明教授。建设初期，徐老师开创的麻醉科实际上是一个“空壳”，一无人员编制，二无办公地点，三无增添新设备，创始人仅仅是一个光杆司令，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第一步，他立即招兵买马，从外科系统科室挑选人员，耐心做说服工作，要大家摒弃世俗观念，勇挑重担，参与麻醉科的组建和发展。在手术室，他首先找我，我二话没说，积极表态愿意参加麻醉工作。这倒不是因为我思想有多么超前，而是因为我是高级护校毕业，与医学院毕业生相比，没有更多顾虑，一张白纸，只想当一个好医生，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正好去麻醉科能够实现我的理想。所以徐老师第一个招来的就是我。随后在妇产科找来谭秀娟医师。三个人搭台，开展工作，随后我们向医院争取到面积20多平方米的教室作为办公室和值班休息室，领来几张办公桌、文件柜，就这样，湘雅医院麻醉科正式挂牌鸣锣开张。
工作学习两发狠
此后，随着冬眠麻醉、体外循环手术开展，陆陆续续添加一些新设备，麻醉科的规模逐步扩大。特别是徐老师从上海进修回来后，带回新的信息和技术，我院麻醉学科工作获得长足进步，赶上了新时代的发展。此时，我深感自身学识不够，科里安排我和医学院56级同学一起听麻醉学科课程，后又参加了湖南医学院业余医大充电，三年毕业。同时，我利用业余时间陆续自学上海医学院麻醉前辈吴钰老师著的《临床麻醉学》、北京医学院谢荣老师著的《临床麻醉学基础》等专著，白天忙于工作，业余时间总是带着问题寻求答案。这样，带着问题学习，越学习越感到麻醉学是一门深奥的学科，越学习越感到有奔头，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不断提高。
1957年，湘雅附属第二医院开业，麻醉科的领导工作和复杂业务仍由附一院承担。一次，科里派我和一位新来的医生去会诊，要对病人实施抢救性气管插管，我为了给新医生增加手术操作的实践机会，让她单挑这个任务，我在一旁把关。可是，气管插入不久，病人肚子鼓起来且越来越大，呼吸未见改善，我惊出一身冷汗，立刻意识到坏了，一定是插管插到食道里面，事不宜迟，我当即拔出插管，重新插入气管，病人才转危为安，避免了一次麻醉事故的发生。这次气管插管出错险些酿成事故，虽不是我直接操作，但使得我警钟长鸣，以后更加潜心钻研气管插管技术。当时，气管插管技术不完全是直视下操作，解剖学位置上气管与食道仅一膜之隔，极易发生插错而贻误抢救性命的最佳时间。特别是小儿科、妇产科那些个子矮、颈部短的病人，操作特别难，插管时容易出现喉头出血、牙齿脱落等不良反应。一次，遇到一位矮个子病人，他央求我说医生我还没有结婚，请你一定要保护好我的牙齿，我听后倍感责任重大，麻醉急救插管不仅是救命，而且还要尽量保证美容不留后患。由于我不断探索插管技术，摸索出一套不同人体差异的插管技术，以后我成为科里一个气管插管能手，妇产科、小儿科医生都喜欢我去会诊协助他们抢救病人。吸取那次去附二院新医生插管差错的教训，我以后每次带新医生做气管插管都特别注意指导他们严格规范操作。现在回忆起来，医疗手术出现差错有时真是难免的，问题是你在差错之后能否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认真分析其原因，并研究出解决办法。我从事麻醉工作四十年，能创造出麻醉事故“零”的记录，得益于“吃一堑，长一智”的经验教训。
长期以来，麻醉科总是任务重，人员少，所以在工作分工上不分彼此，我很早担起值班医生的工作，压力山大，只得加倍学习，后来又到医学院外文教研组朱铁蓉老师办的英文强化班学习英语，打好英语基础，提高外语水平。
在徐老师进修期间，我的第一次全麻手术是在王鹏程老师带领下做的，先用硫喷钠诱导麻醉，再上乙醚。我一边给病人滴乙醚，一边观察瞳孔变化，掌握麻醉深度，此时自己也吸了不少乙醚，非常难受。以后全麻做多了，耐受性增加了，也就慢慢习惯了。可是一回到家里，小孩子一下子就闻到乙醚药味，感觉不舒服，说妈妈今天又做麻醉了，避而远之。那时我只有一个女孩，下班回家做妈妈的多想抱抱自己孩子，听到孩子的话，心里却不知是什么滋味，为工作不得不舍弃很多很多。
多次查治血吸虫
建国以来，我国卫生部门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五十年代消灭血吸虫病，六十年代“六二六指示”，每一次改革都对我们医院每个医护人员带来巨大影响。这些改革进程对我院医务人员来说都是学习怎么为人民服务的大课堂。
建国初期，我国南方12个省市县200多方平方公里大土地上流行血吸虫病，泛滥成灾，致使家破人亡，甚至出现整村整乡丧命的情况。为此，毛主席十分焦虑。1955年，中央成立防治血吸虫领导小组，疫区省市区相应成立各级防治机构，制定了四年奋战、三年扫尾、七年消灭血吸虫的宏大计划。
1958年，毛主席得悉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病的消息，欣喜不已，夜不能寐，清晨在微风旭日中挥毫命笔，写下脍炙人口的《七律.送瘟神》诗词：“绿山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诗词发表后，激起很大的反响，我院医务人员积极响应，投身于消灭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医院领导派出多批医疗队参加农村基层防治工作。
我有幸多次被选中参加各式医疗队，先是到洞庭湖区南县荷花咀普查血吸虫病人，在农户牛栏边设个检查点，检查病人粪便中虫卵，五人一组，每天清晨每人提着簸箕，迎着朝阳赶在农民出工前挨家挨户去收集粪便。这看起来简单的工作，做起来却困难重重。一则疫区农民听惯了血吸虫病，检查不检查无所谓，不愿意配合，二是妇女怕丑，拿粪便给人检查不好意思，采取种种借口不留粪便，有的还耍游击战术，给你捉迷藏，我们前门进屋她后门溜走。我们只得将此情况向乡村领导汇报，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指定由乡村妇女队长来完成收集粪便工作，这就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负担。此后我们主要任务集中粪便，检査虫卵，效率明显提高。每天是廖道术领先挑着担子，一头是几十个洗粪便用的喇叭筒，一头是显微镜，其他人拎着水桶、杂具跟随其后，走去牛栏屋开展检测工作。工作环境十分恶劣，牛栏屋本就臭气熏天，加上大量粪便样品的臭气，熏得令人窒息，口罩两层三层都解决不了问题，年轻的护士更受不了这种环境，时不时都要跑到室外透气。下班后回到住处，赶快洗手，洗脸，漱口，换衣服。坐在饭桌上，一想起粪检的事情，饭也吃不下啦。通过-个星期考验，我们才逐渐适应，打趣人家是“久居芝兰之室不闻其香”，我们是“久居牛栏之室，不闻其臭”。
一段时间筛查之后，我们通过统计发现病人虫卵阳性检出率与受检人粪便形态有很大关系，非便秘细软形态的粪便阳性检出率髙，而便秘者硬干形态差的阳性检出率低阴性者多。此后，便改进淘洗粪便样品方法，加大搅洗时间，把干颗粒充分打碎把虫卵洗出，提高了阳性检出率。
通过这段时间普査普检工作，我深深体会到做群众工作，首先一定要学会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才能办好事情。第二是看似普通简单的粪检工作也存在细致技术问题，有待你去发现才能做到精益求精，这就是我们湘雅校训“求真求确”的精神，现在回忆起来我后悔当时没把这次普査普检工作经验写出一篇“淘洗粪便经验之谈”。
我院在内摸底调査血吸虫病流行情况，之后多年派遣多批次医疗队赴疫区开展防治工作，我也有幸被多次抽调参加湘阴、华容、南县、沅江脾切除医疗队，所到之处，社区医院环境设备条件一般都很差,有时病情危急，我们不得不在当地四壁漏风的房子里临时搭建手术台,将两条床单缝合挂在手术台上方,防止屋顶上灰尘落下，在简陋环境下做脾切除大手术。由外科张时綏主任领队，廖钥梓、丁群辉和我组成的手术队，做了多次手术。每个病人切下的肿大脾脏可装上半个面盆。脾脏肿大是晚期血吸虫病人主要病症，血吸虫虫卵堵塞整个门静脉，造成回流受阻，需切除肿大脾脏才能挽救病人性命。由于张主任技术娴熟，我硬膜外麻醉处理得当，小组成员配合好，手术个个成功。随后回访病人，个个大肚子病人都能弯腰下地，从事轻微劳动。在白床单挂起挡灰尘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做大手术个个成功，我们倍感自豪，这是我们团队人员学习白求恩大夫战地救伤员的那种忘我精神的结果。
派出医疗队消灭血吸虫病是我院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和卫生部号召解除疫区老百姓疾苦的大事，而今疫区不再是毛主席送瘟神诗词中所描述“华佗无奈小虫何”、“万户萧疏鬼歌唱”的荒凉景象，我对疫区民众至今还有深深的怀念之情。有几次我乘的士，一听口音就能分辨出司机来自何方，司机奇怪，你一个老太太怎会知道我是这个偏远湖区的人。一听我说是湘雅医疗队的，就激动不已告诉我，他爷爷就是当年大肚子病，医疗队开刀后活到70多岁。一次我乘坐沅江地区司机的的士到医院，下车时才发现忘记带钱包，十分尴尬，要司机留下电话号码以后好付款给他，他再三推脱，说你们做了这么多好事，还帮我们家乡消灭过血吸虫，我这点算什么？听到这几句暖心的话，我感到十分欣慰，我们医务工作者为当地老百姓做过好事，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没有忘记，感恩之心代代相传。
越俎代庖“生死刀”
1958-1960年间，我省有的地方发生鞭炮厂爆炸，煤矿瓦斯爆炸，还有发生农村农药中毒事故，这些突发事件给当时并不发达的医疗卫生系统带来了挑战，当时经验并不丰富的我就好几次直接参与了大型的抢救任务。
坐落在长沙东部有一座县城叫浏阳，它是我国著名的烟花爆竹之乡，当时为着赶生产任务，花炮企业普遍忽视安全生产措施，一家花炮工厂就是因为上述原因酿成了大爆炸事故，造成一些工人被严重烧伤。当时我随湘雅医疗队赶到现场时，一片混乱。我们抢救小组紧急讨论后，首先迅速整顿现场秩序，安抚和清退家属，然后快速鉴别病人的烧伤轻重程度，分区清理整顿场地，重点抢救危重病人。记得我和另外一名医生负责一组爆炸后休克的病人，其中一个病人全身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几乎找不到一块给病人打针的皮肤部位，所以只能静脉切开输液。和我搭档的是一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烧伤科年轻医生，他没有做过这项手术，想要我来主刀，可是我也没有做过，但眼前是一位大面积烧伤的病人，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对于休克病人的抢救如不立刻输液就等于放弃生命，此时汗水已渗出额头，我用手腕擦拭一下汗珠，平复了一下心绪，冷静地回想平常我在手术室经常目睹外科医生实施抢救手术的操作程序，于是定下心来，接过手术刀，在病人烧伤熏黑的手臂上仔细寻找可以输液给药的静脉血管，很幸运，我找到了这根救命的血管，果断地下刀切开，终于救活了伤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实施静脉切开，生死攸关的“第一刀”至今还印记在我脑海中，同时也让我更加体会到作为一个麻醉医生应该具备更全面的素质，手术台上有时医生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得靠你临场解决。
随后的几年，我参加了涟源工矿瓦斯爆炸的大型事故以及多起鞭炮厂爆炸事故的现场抢救工作，抢救工作的临床经验也随着实操经历的增加更加丰富起来。我总结出救治烧伤病人的三道关：第一关是休克关，第二关是抗感染关，第三关是抗败毒关。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院烧伤研究工作取得很大的进展，烧伤科已从大外科独立分离出来，药剂科自行研制的炉银烧伤粉在治疗烧伤病人上有着独特的疗效，成为我院的一张名片而享誉国内。
紧急插管救幼儿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难免会遇到各种意外和突发的事情，除节日常见的过量饮酒造成的体内酒精中毒和消化道急诊外，还可见各种稀奇古怪的病例。尤其是节假日幼儿鱼刺卡喉、呼吸道异物堵塞造成呼吸困难等等，这些急诊病例如不及时救治，会使病人窒息致死。在我临床生涯许多个晚夜班和节日值班中，就遇到过多起3-4岁的幼儿因吃瓜子花生或玩耍豆子和扣子等导致食道和呼吸道堵塞的病例。
记得六十年代的一个节假日的深夜，我正在值班，突然闯进一位怀抱幼儿的母亲，她看到我后立即跪下哀求着对我说：“医生赶快救我的孩子，他快要死了。”我赶紧接过她怀中的小孩，一看小孩满脸发绀，马上意识到这是严重的窒息体征，立刻嘱咐值班护士紧急通知耳鼻喉科医生，并迅疾给小孩气管插管，先疏通气道输氧维持呼吸，保持生命体征，再等候耳鼻喉科医生来进行手术。对儿童年龄段的孩子进行气管插管输氧是一项技术难度要求很高的手术，主要难在采用什么方法插管。我采用了徐启明老师教过的方法，用粗针头在颈部甲状腺软骨和环状软骨之间，选点穿刺先解决病人供氧问题，患儿给氧后稍微安静即肌注基础麻醉，使其安定下来，以此给后面赶来的耳鼻喉科医生，创造一个好的取出气管异物的手术条件。由于插管方法得当，后续手术也很顺利，耳鼻喉科医生成功取出气管内异物。患儿母亲擦拭着喜悦的泪水，边道谢边牵着小儿走出手术室。此时我才想起，刚才这位母亲闯进手术室，什么手续都没办，一没挂号，二没交费，更没有在手术单上签字，当时我和其他医护人员都紧张的投入到抢救中，竟然疏忽了这些必要的手续，如果是当时救治和手术过程出现了意外或差错，我和值班的几位医护人员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好在手术成功。
跪救“乡间大胃王”
时间把我带到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长沙县某人民公社一头耕牛摔成重伤，由于已无法进行田间农耕，被当地生产队宰杀后分给社员们改善生活。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不用说是吃牛肉，就是吃饱一顿米饭都是很奢侈的事情。当时生产队一位农民分到牛肉后，大喜过望，便狼吞虎咽般吃了大量牛肉，因吞食过量导致胃和食管阻塞，疼痛不已难以忍受，当天送到医院已是傍晚时分，正好当晚是我和一位耳鼻喉科的进修医生值班。当时的救治过程首先要清除食道内的食物，病人在手术台上头部处于低下的位置，医生不能站着手术，只能跪在地上手术，由于食物在食道时间久了，开始消化变成糜烂状物质，不易被手术钳夹出，只能一点一点取出，跪在地上实施救治的医生时间久了，已经双腿发麻，实在无法继续坚持完成手术，希望我帮忙完成手术，我即刻扶他起来，他人已经都站立不稳了。此时我观察病人麻醉状态稳定，时间不等人，就随即跪在地上继续手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直至我最后夹出一块象牛筋样的一大块肉后，才见病人疼痛症状好转。后来清点手术中取出的牛肉，竟有两三斤重，差点丢了性命。作为麻醉医生的我实实在在临时客串了一回耳鼻喉科医生，也真算是当年急救过程中的一次跨界吧。
沙袋当作“尿不湿”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卫生部党委提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具体实施方案，我院为响应主席的号召和上级的指示精神，派出了一批医疗队去农村巡回医疗，甚至抽调一些医疗骨干去边远山区和农村安家落户，在当地培养赤脚医生。当年冬天，我和妇产科的几位医生组成医疗队的支队，被派往湖南山区进行巡回医疗服务，真真正正给缺医少药的偏远贫穷农村地区带去温暖和关爱。湖南安化县是我国著名的黑茶之乡，当年那里可是十足的穷乡僻壤，因地处益阳地区的西北部山区，交通不便，山区老百姓日常生活用品全得靠人力肩挑背扛，由于长期这样的重压劳作，许多人的脊椎都弯曲变形，尤其很多女性分娩时都出现难产，进而形成膀胱阴道瘘等妇科病症，表现为整日不停的瘘尿，而她们又缺乏卫生带，更用不上今天的尿不湿之类卫生用品。因当地极端贫困条件所限，山区的农村妇女们竟然用“沙袋”即装着沙粒的长条布袋绑在下身来吸附尿液，替代作为“尿不湿”。要知道，这沙袋吸水能力有限，妇女们绑上不久就浸透了小便，一走进当地妇产科病房就能闻到这种异味。见此情景，作为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我们心情都十分沉重。当地的农村妇女们一听说省城派医疗队到她们乡下来治病和服务，都激动得留下眼泪奔走相告，她们都祈盼医疗队能早日治愈和解脱她们多年的病痛和苦楚。安化山区的冬天特别寒冷，当地人御寒的唯一用品就是炭火盆和可拎着走的一种竹制的叫“火笼”东西。接下来半个多月，我们医疗队已经顾不上这种严寒的气候，热情高涨、紧张忙碌地为当地妇女们进行膀胱阴道瘘的修补手术。经过大家的努力，绝大部分病人都术后康复出院，剩下几个病情复杂的，我们就接回省城长沙进行进一步的治疗。通过这次农村贫困山区的巡回医疗，我耳闻目睹农村缺医少药的严重现状，深感主席在那个年代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时至今日，我仍然为当时我们医疗队解除了那些穷困山区妇女们长期的妇科病痛而倍感欣慰和喜悦。
中西结合解蛇毒
毒蛇在我国各省都有分布，尤其在南方分布的种类最多。湖南省各地区每年都有被毒蛇咬伤和致死的患者，所以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是谈蛇色变。我们医疗队经常到山区农村巡回医疗，心理上最害怕的就是怕遇上毒蛇，特别是在夜间出诊经过杂草丛生的乡间小路，尤其是看不清的地方，深怕遭遇草丛中暗藏的毒蛇袭击。有时白天经过山地，看到跪在新墓旁痛哭失声的逝者亲人，这让我很揪心，问起情由，才知道新墓中的逝者是由于到山上采集山苍子等草药时被毒蛇咬伤致死的。因为当地的农村供销社每年都要向村民们收购山苍子，卖给药材公司和石油公司，这东西当时很有经济价值，所以生活不富裕的村民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冒着被蛇咬的风险争先恐后上山采山苍子。听到这些，我内心很不平静，深感不安和恐惧。哪知道你怕什么，就来什么。一天，我在卫生院就遇到了一个被毒蛇咬伤的12岁小男孩，当时已呈昏迷状态，我立即用双氧水帮他冲洗伤口，这样做首先是阻止蛇毒素的扩散，随后输氧、输葡萄糖注射液，利尿排除蛇毒。之后立刻嘱咐男孩家属去就地采挖中草药，半边莲、万年青捣汁生服，药渣外敷患处。庆幸的是，小孩服药后效果很不错，他排了很多小便，心率也逐渐恢复正常。连续治疗三天后，病人就恢复完好出院了。看着这小家伙一蹦一跳地跑出卫生院，我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心里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事后回想总结一下：这次我也算是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蛇毒患者，在偏远的山区农村，就地取材，土洋结合，真不失为一种新方法来治愈蛇毒患者。这也更加证明我们农村医疗队员要不断学习，不断充实医药学知识，不断进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探索。
医院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了
六十年代初期，医院党总支部宣传办设立了医院广播站。广播站设立在院办公大楼旁边，播音员须挑选普通话流利、口齿清晰的医务人员，我和理疗科陆萍萍还有设备科的刘红三位女同志被选中。每天中午11点半到12点半为播音时间，播音节目内容主要是院办通知、院内好人好事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湖南日报》上的国内外时事新闻和综合消息。我们三位播音员每天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尤其我们麻醉科的工作非常紧张忙碌，播发的文稿都只是事先匆匆忙忙读一遍，来不及细细准备，遇到问题还得随机应变，如每每遇到一些生僻不认识的字，我们就急中生智来插播音乐，利用这段空隙赶紧查找新华字典来解决一时的窘境。毕竟我们几位只是业余播音员，不是电台和文艺团体的专业播音员，我们都尽了努力，当时的效果还是令人满意的。几年来，我们三人轮流值班播音，高度的工作责任感让我们每次都在上午11点30分准时开播。时至今日那段熟悉和亲切的广播播音声还在我脑海回荡：“同志们好！医院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了，现在播送开始曲《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在这播放开始曲的三分钟里，我就快速查看各大报纸的标题，选择重大和重要的时事新闻播报；之后是院内的通知安排的播发时间，这个时间段安排在中午12点15分左右；因为这段时间处于下班时间段，特别在院里职工食堂吃中午饭时的听众最多，因为这会儿人群聚集，所以这样的播音和收听效果是最好的。而我们自己每天中午的午餐安排就只能缝插针了，我们的办法是中午在播放电影歌曲和其他革命歌曲时，抓紧时间吃饭，往往一顿饭要分几次吃。直到1966年广播站中断停播。
出类拔萃拼游泳
以往我们湘雅医院的体育活动还是比较活跃的，许多外科老教授像韩明、柳用墨、曹美鸿、寇魁等，他们都是球场上的健将，后来由于工作繁忙加之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参加体育活动的人越来越少，球员们也散了。
记得当时为了活跃院内体育活动，院工会暑期常组织职工去橘子洲、浏阳河进行游泳活动。当时我们外科医护人员最踊跃且参加人数也最多，我常随林遇春、张成裕等医生一块去游泳。开始他们为安全起见，不让我去深水区游泳，后来一看我的游泳姿势好，而且还比他们男同胞游得快，很是惊讶地问我：“你是在哪里学的游泳？学了多长时间？”这时我才自豪地说起我的游泳经历.........
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兵荒马乱，随着在铁路上工作的父亲不断调动和迁徙，常常居无定所，家里弟兄姐妹多，那时住的地方没法洗澡，我们就跑到附近的河边或池塘里去洗澡。几个弟兄姐妹一窝蜂地跳到河里洗澡嬉水，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会游泳了。之后就深深地迷上了游泳，江河湖泊都喜欢。有些遗憾的是，当时游泳那会还是处于青少年阶段，缺乏指导，也不知道一些游泳健康卫生常识，我和弟弟两人的耳朵都患上了中耳炎，之后我病好了，而我弟弟因中耳炎造成骨膜穿孔，留下了以后听力受损。所以我经常用自己的这个过往经历特别提醒大家，游泳要特别注意环境卫生，防止眼睛、耳朵受病菌感染。
时间到了1956年，中南五省高校在广州越秀山游泳馆举办游泳比赛，由于我在游泳方面的特长，经湘雅医学院推荐和层层选拔，成为湖南省高校女子游泳队的一员，代表湖南省高校参赛。由于我没有在正规的泳池进行过比赛，看到一行行泳道觉得很拘束，感觉没有在大江大河里畅游那么自在，可自己心里明白这是正规的泳池、正式的游泳比赛啊！比赛的那一天，艳阳高照，红旗招展。广州越秀山体育中心游泳池两边的观众台上座无虚席，中南五省高校各代表队及拉拉队人声鼎沸，群情激昂，一场扣人心弦的百米蛙泳比赛即将拉开帷幕。发令枪响了，我飞也似的跃入泳池中，划水撑腿，不断记住教练反复交代的动作要领，这些动作都已基本形成了肌肉记忆。游完50米赛程过半了，这时候眼睛的余光可以看到身边左右好几位运动员已超过了我，加油，拼了，为我们湖南高校代表队争光，我奋力划动双臂，开始拼尽全力的追赶，记得最后的这几十米距离，我用尽了全力，超过一个又一个对手，最后夺得亚军，为我院和湖南代表队争取了荣誉。
细数自己过往的荣誉和成绩，难忘的一次是七十年代在全民军事体育训练中，从未当过兵的我代表医院参加了长沙市军体赛事的步枪比赛，一举夺得女子50米军用步枪比赛第三名，还真有神枪手的潜质。阴差阳错，当了一辈子麻醉医师的我，的确和体育运动有不解之缘。
舞会邀请了毛主席
那是1959年6月初夏的一天，省委交际处邀请我们湘雅医院的青年医务人员参加他们举办的舞会。医院派了我和罗蔚云、严渭然等几位同志参加。这之前我已多次被邀请过，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平常的感觉，于是和几位相识的女同事和好姐妹有说有笑地来到舞会场地，可到场后发现气氛有点不寻常，比较严肃，人们说话也显得比较谨慎，我观察到门口明显增多了保安和警卫人员。这时候，悠扬的舞会伴奏乐曲响起，但奇怪的是迟迟未见成对的舞伴走进舞池。大约晚上9点左右，门口突然喧闹起来，鱼贯走进来多位中央领导，人群中有人高喊“主席好”！真的，那一刻我都不敢相信是毛主席来了，这时乐队开始伴奏舞曲，大家兴致勃勃来到舞池中翩翩起舞。
这时候我涨红着脸，鼓足勇气来到主席的跟前，邀请他跳一支舞，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主席一边和我跳舞一边同我聊天拉家常。记忆非常深刻的是，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浙江宁波。又问我在哪里工作，有什么爱好，当他听我说是在湘雅医院工作，喜欢游泳时，他说游泳也是我的爱好，游泳是个很好的运动，你们要多组织妇女参加体育活动。和主席跳舞的过程中，开始我显得激动和紧张，眼前的舞伴可是我们共和国的领袖，但他显得特别亲切和蔼，和我的交谈声音也特别平缓温和，像是一位长者和我拉家常一般,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很快也平复了我当时紧张的心情。主席当年身体非常健康，那天晚上他兴致很浓，一曲接着一曲地跳舞，不光和我，先后和我们院的几位同志都跳了舞，在跳舞的同时，都与大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了解了大家的工作生活等情况。那一天晚上回来的路上，我们几位同事心情都无法平静，都说想不到我们的领袖如此平易近人，对大家是这样的关心和照顾，个个都倍感亲切和温暖。
迎难而上搞翻译
1979年，中美建交，民间交流的坚冰也终于消融，美国雅礼学会随即向湘雅医院图书馆捐赠了大量书刊杂志，其中有一部专著名为《护师用药指南》，是专门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的。该书是英文版，原著题材新颖，实用性强，汇总近20年各国药物联合用药出现的药疗事故经验教训，分析药物联合使用利弊，总结出药物相互作用结果，或有害的扶抗作用及配伍禁忌产生的毒副作用，或有益的联合作用(1+1=2)及协同作用(1+1)2)且副作用减轻，吸取这些临床研究的成果对指导我国合理用药、提高用药水平意义重大。而当时我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国外先进的医药科技信息还缺乏交流，因此，《护师用药指南》这方面的资料尤为宝贵，相关领导决定组织专业人员尽快翻译出版。全书十四章，领导分配我负责麻醉科用药这一章药物翻译。
我英语底子薄，仅有教会学校初中水平，虽在湖南医学院业余外语强化班学习三年但还是感觉底气不足难以胜任，科领导鼓励我大胆接受任务，有什么困难尽力支持。翻译中，我对书中近年出现的新词和专业术语把握不定时随时请教，领导和同事给予了不少帮助，翻译把握不住的地方都一一纠正，我终于克服困难完成了这一章的翻译，译稿完成后请谭秀娟老师校对。全书最后经药理学专家周宏灏院士审校，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对该书出版十分重视，在当时纸张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除出版普及本外，又高规格加印精装本发行。该书发行时正值全国医院开展临床药学合理用药大调查，书中有关药物相互作用资料成为国内判断是否合理用药的依据。北京铁路总医院、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等单位出于尊重著作权问题纷来信要求将该书有关药物相互作用内容编入计算机系统，我院领导认为这是普及推广合理用药知识的好事，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国内影响颇大。
依依不舍无影灯
1992年8月，我年届六十，自走进湘雅医院手术室以来不知不觉已在无影灯下工作了40年，到了告别的时候还是依依不舍。科室同志为欢送我光荣退休特地举办别开生面的欢送会。我是创建湘雅医院麻醉科三人小组成员之一，也是麻醉科第一个退休的人员，科室同志特意精选一个“一帆风顺”的帆船工艺品送给我，表彰我几十年工作如一日，六十岁还在上夜班抢救病人的辛勤工作精神。我感慨万千，业精于勤，几十年刻苦操练基本功，精益求精钻研技术，抢救病人气管插管百插百中，创造了四十九年麻醉生涯医疗事故为“零”的记录，终于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度过了这一段最充实的人生。
继我退休之后，接下来又有多位同志相继脱下白大褂离开麻醉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麻醉科的党组织和科室领导对我们这些退休同志十分关怀，每年教师节、春节或生病住院，领导都派员慰问，使得我们增强康复信心。党支部还开展“一对一”新老帮扶活动，与老同志交流沟通，让我们退休老同志的思想始终跟得上时代的步伐。现在，党支部和科室敬老尊师活动已经成为传统项目，在院内树立了一个典范，其他科室的退休同志都羡慕不己。
每当我获悉麻醉科在医疗科研教学方面取得进步心中都十分欣慰，我把一生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湘雅的麻醉医学事业，今天后继有人，后辈们继承传统锐意进取，在临床手术麻醉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舒适医疗、疼痛治疗等应运而生，科研论文、发明专利等硕果累累。目前，湘雅医院麻醉科已成为一级临床诊疗科目的综合性学科，还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已经成为国家麻醉学医疗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中心之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深信，我们湘雅医院的麻醉学科明天会更好！
供稿人：王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