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在卸任后有明显的“失落感”，我却没有这种感觉。只觉得如释重负，可以“忘却营营”，可以重新做我愿意做的事。“花甲”不过是一条人为划分的界线，事实上是一个新的起点。回想起来，我这一辈子没什么大的成就，主要就是为了麻醉事业的发展，为了争取麻醉学应有的地位，尽自己的棉薄，努力工作，不断呼吁。担任行政职务和从事社会活动，对我争取麻醉学的地位也不是全无好处，因为我多认识了一些人，多了一些交流渠道，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宣传我的观点。我担任过省医学会的副会长（副理事长）、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副主委，只要有机会我总不忘宣传麻醉，让人对麻醉有正确的认识。在我当副院长期间，我曾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两次到卫生部医政司反映“不应将麻醉科列为医技科室”，阐明为什么麻醉科是临床科室。记得有一次省里召开医务界的座谈会，我又谈到了湖南省麻醉界的现状、我们医院和附二院麻醉设备的匮乏和陈旧。一位副省长问我：“老徐，为什么你不利用你在当学院副院长的机会把你们的麻醉科好好武装一下？”我说：“我本不想谈这个问题，但既然省长提到了，我不得不说一下，在我担任副院长期间，麻醉科确实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利益。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评论意见，一种是说我不以权谋私，不谋小集体之私，另一种是说我蠢，比猪还蠢。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正确，我都接受。”一时哄堂大笑。
“文化大革命”给湖南的麻醉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科也不例外，为了治疗创伤，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在“文革”后，我及早恢复了对几种外文杂志的订阅，而在此时学院图书馆却仍然没有恢复订阅。我们及早恢复了麻醉学会的学术活动，在长沙地区每月进行一次活动。由于经费缺乏，资料都是油印的，每份收工本费0.1元。在医疗方面尽力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恢复和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恢复科内的学术活动和病案讨论等等。在人才建设方面我们最早实行了住院医师培训，克服阻力把1982年毕业的“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送到相关临床科轮转。当时轮转期为两年，意在使他们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利于以后的发展。为了让他们安心学习，尽快提高，我们科内的全体老同志包括已获得高级职称者，仍坚持参加夜班第一线值班直至50多岁。我十分感谢他们。我一直认为，作为学科带头人必须有这样的胸怀，即支持和鼓励年轻人超过自己。当然不是坐在那里等他来超过，而是在彼此都在前进的情况下，使年轻人超过自己，这样事业才能发达，才有希望。
前面我提到过1987年国家教委把麻醉学专业纳入专业目录。我从学院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和麻醉科主任谭秀娟教授分析了一下科内的情况，认为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元气已经基本上恢复，在人员结构上虽然存在着十八年的“断层”，但新人正在茁壮成长，我们科全部是本科毕业的医师，而且在克服环境因素的不利影响后已于1985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我们科的大部分医师都有一定的教学经验，我在副院长任内还自编了用于英语班的英文麻醉学教材，并一直沿用下来。我们估计我们应该有能力承办五年制麻醉学专业。于是我们写了申请办麻醉学系的报告，当时有人说你应该在你有权时写这份报告，我说那时我不会写，我不想授人以柄，现在我写这个报告是合理、合法、合情的正当要求，我相信会批准的。后来经过学校报卫生部获得了批准。按照要求，要经过一年的筹备，第二年才可招生。我们于1988年成立了麻醉学系，于1989年开始招生。
筹备工作是相当艰难的。我们不像徐州医学院那样可以设立单独的各门课程的教研室，我们是老校，系比较多，而且在杭州会议上我就说过麻醉学系是一个短命的专业，对麻醉医师的培养将来还是要走毕业后教育的道路。所以对教研室的设置必须采取另一种模式，既有利于教学资源的利用，也有利于教师以后的发展。我们对临床三门课程建立了“临床麻醉学”教研室，“重症监测治疗与复苏”教研室。“疼痛诊疗学”则由临床麻醉学教研室担任教学。几门专业基础课“麻醉生理学”、“麻醉药理学”、“麻醉解剖学”、“麻醉物理学”都是与相应的教研室合作，由该教研室的教师担任教学或与我们共同完成教学。教学计划是由我们制订的，首先我们制订了一条原则，我们认为，一个麻醉医师必须首先是一位医师，一个好的麻醉医师必须有很广的知识面，做到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开拓进取。所以，在我们的计划中学生要学习的课程与医学系的学生基本上是一样的，还要加上我们的专业课程。计划制订后，有人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也可以作医师吗！”我们说：“当然，他应该首先是一位医师，而且是广适应的。”
要进行麻醉学系的教学，教材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徐州医学院的曾因明教授是在我国办五年制麻醉学专业的倡议者。由他牵头来筹划编写我国的第一套麻醉学教材。我们参与了这一过程，在分工时没有人愿意承担“麻醉生理学”的编写任务，因为它太难写了，没有先例可循，在国外也只有供麻醉医师用的生理学。所以我自告奋勇和华西医大的闵龙秋教授一起来承担这本书的编写任务。在讨论这本书的编写计划时可谓煞费苦心，因为我们必须避免与生理学的不必要的重复，必须将麻醉与生理紧密结合，所以我们打破了一般的系统性，选择了一些麻醉医师必须掌握的专题，由麻醉学教师与生理学教师来共同编写，以取长补短。因为单纯由麻醉学教师编写达不到生理学应有的深度，而生理学教师又很不熟悉麻醉的临床。结果这本书就写成了一个麻醉、生理学、病理生理学的混合物，注意知识之间的横向联系而缺乏系统性。有人形容它有点像研究生教材。这只是一个尝试，只有在使用后参考反馈的信息再来修订、提高。
不久，我们又受卫生部委托，由我们牵头，邀请有关学校的专家制订了各门课程的“基本要求”。
在临床麻醉学方面，我们的师资较充裕，教学条件也较好，但在另两门临床课方面我们还亟需建设。为了教学和事业发展的需要，我们于1990年开设了疼痛门诊，由我带领几个同志开展了此项工作。当时诊室和治疗室都设在一起，中间用布幔隔开，连器械消毒也要我们操心。我们并积极筹建ICU，我们抽调了一位副教授、三名讲师（内二人为硕士毕业生）参加此项工作，我自己也积极参与。经过近一年的准备，于1991年开始收治病人，当时规模较小，只设置了4个床位。
第一届麻醉学系的学生入校以后，我们去他们的宿舍看望他们，发现绝大多数学生不是第一志愿，对麻醉学是什么感到茫然，对今后的出路忧心忡忡，所以我们和他们谈麻醉学的历史、范围和任务，在医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对病人的意义，国外的情况，发展的前景等等。我们觉得他们的思想认识问题决不是短短几天的入学教育所可解决的，必然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所以我们选派了优秀的年轻教师去做他们的辅导老师，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以亲身的经历去帮助他们解决思想上的疙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情绪逐渐稳定。而在以后的年级中，这类问题的彻底解决是由于第一届学生毕业后获得了很好的工作岗位。随着麻醉学地位的提高，麻醉医师收入的改善，现在麻醉学已经成为热门的专业了。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卫生部在下拨经费方面作了些改革，意在帮助各部属院校的附属医院有目的的改善设备条件，配置了一些项目，如危重病医学、检验等。每个项目实施几年，卫生部出一定经费，各医院对等出资，共同完成该项目。第一批危重医学项目的设备武装了我们的附二院，第二批则轮到了我院。1992年卫生部要成立一个危重病医学项目的专家组，需要我院派出一名专家，在弄清卫生部的具体要求后，由我参加该项工作。该项目涉及装备麻醉科、麻醉后恢复室（RR或PACU）、重症监测治疗病室（ICU）和急诊科，专家组的组长是谢荣教授，有我和上医、华西的三位麻醉学教授，广州一位心脏起搏专家，西安一位急诊科主任参加。我们的任务是参阅文献和参与投标的厂家报送的资料，列表比较各种相同类型机器、仪器性能的优劣、差异以及性价比，为招标作参考。并参与一些与厂家的谈判。那次工作非常辛苦、紧张。当时各有关医院负责设备的院长也应召到卫生部，我们制定了一个装备的标准，经各院长讨论后均表示同意，以后即按此标准装备各院。我在考虑我院的具体分配情况时，也考虑到内科心血管方面的要求，所以为他们订的监测仪是当时最好的，除可测心排出量外，还可作ST段分析。也考虑到急诊科的需要，除为其装备ICU设备外，把唯一一台可作体外起搏、除颤的除颤起搏仪也分给了急诊科。我们除考虑医疗外，也考虑到教学，所以给每个医院都配备一台麻醉工作站，一台可监测常用呼吸功能指标的呼吸机。那时购电脑很不易，所以又在一台呼吸机上附一个小电脑。这个项目的实施，确实对我们帮助很大，使我们的设备条件获得了很大的改善，推动了我们的工作。第二年，卫生部又从专家组抽了几个人（我也在其中）组成检查组检查各医院该项目设备的使用情况。因为由司长带队，所以我们也受到“钦差大臣”般的接待。
谈到疼痛诊治，我想特别谈一下湖南省的第一例吗啡椎管内镇痛，那时我在文献上看到在美国已开始将吗啡用于椎管内镇痛，我在复习了一些文献后很想开展此项工作。刚好有一位省内主要领导在我院住院，要进行一个泌尿系统的手术。手术前他把我找去，对我说：“我现在很忙，你有没有办法让我手术后不痛，让我可以正常地批阅文件？”我告诉他办法倒是有，不过我们还没有用过。我向他详细介绍了吗啡椎管内镇痛的情况以及有关的并发症。我说：“你术后要放导尿管，排尿应该没有问题。搔痒可以处理，延迟性呼吸抑制可以预防，如果我们用较小剂量当不致发生此种并发症。”我请他考虑一下，如果不同意，我们再想别的办法。不料他很爽快地就同意了，并且说：“你放心大胆地做吧！”就这样我做了湖南省`第一例吗啡椎管内镇痛，术后第一天我去探视他时他正在批阅文件，并且表示非常满意。事后有人问我：“你怎么这么大胆子，敢在这么重要的人身上做第一例？”我说：“我是被他的工作精神所感动，所以才鼓起了勇气。”
虽然我们很早就进行了零星的疼痛诊治，但直到1990年才真正开展了疼痛诊治。因为是初创，条件很差，几乎没有什么有关的设备。我们只能运用我们已有的经验和技术来开展此项工作，神经阻滞便成为我们治疗的主要手段。例如，各种外周神经阻滞、胸、腰交感神经阻滞、星状神经节阻滞、腹腔神经丛阻滞、三叉神经或半月节阻滞、腰大肌间隙阻滞、椎管内镇痛、肾周围脂肪囊阻滞等等都派上了用场。一些年来，由于全麻数量的增多，这些神经阻滞应用较少，一些年轻医师对之极不熟悉，都是在轮转至疼痛诊疗时才学会这些阻滞的操作的。此外，我们也适当应用针刺和中药。当时全国的疼痛诊治也处于早期的发展过程，毫无规范可言，药物滥用、方法滥用的现象很严重，有的单位甚至把未经证实能否用于神经阻滞或椎管内的药物直接用于人体。甚至把椎管内当作了药物的“下水道”、“垃圾箱”，把各式各样的药都往椎管内送。有的单位的医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疼痛，只要是在硬膜外镇痛能够达到的解剖范围内一律用硬膜外阻滞，可以说是硬膜外阻滞当家。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用药必须简练，必须有根据。我们认为要进行疼痛诊治，首先必须有正确的诊断，采用恰当的方法，否则可能误诊而延误病人的治疗时机。在早期我们就曾遇到过一位病人，是由兄弟科室转来的，诊断是颈椎病。我们询问病史并作体格检查后，也认为可能是颈椎病，但其病情发展迅速，难以排除椎管内有什么问题。当时我院缺乏进一步检查的手段，决定先作治疗试验。经过三次治疗后病情毫无改善，且有加重趋势。于是我们建议病人重回该科看病，商讨可否进一步检查，后来这个病人到北京作了磁共振，证实为脊髓肿瘤，作了手术治疗。在手术前病人已经出现四肢轻瘫。后来病人回到长沙特意来门诊对我们表示感谢。以后我们也遇到过类似情况。疼痛治疗并非毫无风险的，我们强调操作必须轻柔、准确，因为病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必须作好抢救的准备，以防万一。有一次我们为一个肥胖的女病人作硬膜外腔注药治疗。由一位同志操作，我站在病人的对面用手摸着病人的脉搏，硬膜外腔的穿刺非常顺利，在注入试验剂量并进行观察后，操作者将剩余的预计量一次注入了硬脊膜外腔。我突然发现病人脉搏减弱、变慢、神志消失，我发现病人头部俯屈得很厉害，赶快把病人头部向后抬起，病人脉搏逐渐转强，我这才舒了一口气。接着病人苏醒，问：“刚才我怎么一下子睡着了。”很显然，这个病人是因头部过度屈曲，静脉回流受阻，注药过快，颅内压突然升高所致。以后这个病人作硬膜外注药时头部保持正常位，缓慢注药就很顺利了。这件事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训。不仅在小儿作硬膜外时要注意头部不能过度前屈，看来在肥胖者也要注意这一问题。对开展疼痛诊治，我们没有作什么宣传，但由于病人之间的信息传递，门诊量逐渐增加。在诊治过程中我发现大部分慢性疼痛患者都是属于低收入家庭，或下岗者。这也就是我一直拒绝参加“知名专家”门诊的原因。慢性疼痛的病因和临床表现是各式各样的，而且常常涉及到某些专科，如风湿科、神经内科、骨科等等。在慢性疼痛诊治中常可发现有些病人已经花费了大量钱财作各式各样的检查（包括磁共振）等，但未查出病因。接诊的医生往往只是考虑本专科的疾病，但不愿作些有关的体格检查。有一位病人即是这种情况，我们检查发现寰枢椎部位有压痛，经过几次注射疼痛就消失了。还有一位某事业单位的“头头”，通过医务部门要我们到他家出诊，他也是久经诊治，不得要领，一检查原来是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我们在他家作了治疗，治疗后疼痛缓解了。我告诉他还要继续治疗，他要我们继续上门服务。我本来对他的盛气凌人特别是他夫人的骄横已觉不堪忍受，但我不能对病人发作。于是我说：“对不起，对慢性疾病我们是从来不出诊的，今天是例外，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继续治疗请到门诊来。”他说：“那我要优先。”我说：“我那里的病人有很多比你重，而且相当一部分病人年纪大，只好按顺序治疗了。如果要先做，只有请你早些来，实在对不起。”这个病人经过一疗程治疗后疼痛消失，未再见来复诊。在诊治中，也有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有一个病人是我们医院的一位工作人员，一侧腰、臀、大腿疼痛得十分厉害，她哭丧着脸说：“要过年了，看来我这个年是难过了。”从病史、症状看很符合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但就是检查不到典型的压痛点。考虑到临床表现的多样性，尽管一般书上没有提到，我还是决定按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作试验性治疗，效果出奇地好，这个病人至今没有复发。说明病史、症状有时比典型的体征更重要，如果硬套书本，有时是要吃亏的。有一次我们一位医师给一位病人作了骶管内阻滞镇痛，所用药物为0.025%布比卡因与强地松龙的混合液，药物注入后病人竟然出现了双下肢完全不能动弹，平常我们用这种低浓度作椎管内注射，完全是“可行走的硬膜外”，病人行动自如。现在双下肢瘫了，实在匪夷所思。经过观察，发现阻滞平面逐渐降低，我们断定可以恢复，但病人家属仍不相信，砸玻璃、摔东西，我们把病人送到急诊室留观。第二天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病人家属什么费用也没交，半夜偷偷和病人一起溜走了。还有一例类似情况，该病人只用0.05%利多卡因作了一侧股神经阻滞，站起来时该下肢却无力支撑，跪倒在地，我们只得派人送她回家。这两例说明，个体差异实在是一个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在疼痛诊治中，我体会到有时很简单的治疗也能解决很大的问题。有一位老太太因为颈部皮肤痛觉过敏，长期不能穿有领子的衣服，即使在冬天也是如此。所以她的衣服都是把领子剪掉了的，我们只是给她作了浅颈丛的阻滞治疗就解决了这一问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穿衣服了，她十分高兴，真是千恩万谢。还有一位三叉神经痛的病人，来自农村，在我们用神经阻滞控制了他的疼痛以后，他说十分感谢我们救了他一条命。我们奇怪地问他为何这样说，他说：“你们不知道，我们那个地方缺医少药，有几个像我这样的病人，都因为不能正常地吃饭，最后饿死了。”这使我们十分震惊，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对农村的缺医少药我又加深了一层认识，尽管我以前多次下过乡，但听到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现在人们的生活改善了，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了，对疼痛诊治的要求也更迫切了，疼痛诊疗医师的责任和担子也更重了。我曾担任过中华疼痛学会的委员，但没做出什么贡献。我很高兴新人比我强，现在条件在不断改善中，队伍建设也有一定的规模，治疗范围和手段也扩大了。我很希望他们能铸就辉煌，使我们的疼痛诊疗事业不断发展、前进，我也能分享一点他们对成就的喜悦。
说到建立重症监测治疗病室（ICU），比我当初建立麻醉科还要困难得多。“创业维艰”四个字似乎还难以完全形容，尽管我们建立了湖南省第一个正规的ICU，但能否生存下去，还存在着诸多变数。因为ICU的特殊性在于：①它必须有先进的监测仪器和治疗设备，能连续监测病人生理功能的瞬时变化和连续变化趋势，并及时作出反应或调整治疗措施；②它必须有高素质的训练有素的和责任心极强的医疗护理队伍，能善于利用仪器的反馈信息和自己的观察采取适时的行动；③在一个开放的医疗系统中，它必须善于和有关科室协作，有团结和以大局为重的精神；④它必须有不断进取、不断获取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技能、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能力。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信任危机”，领导不相信我们，有关科室怀疑我们的能力。他们认为：“麻醉医师能有这个能力吗？”领导的不信任、不支持，对ICU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致命的。在我们ICU成立之初，我主持抢救某一个病人，24个昼夜没脱过衣服，每天只能和衣睡2～3个小时。某位更有权威的领导竟然批评写稿报道这件事的人说：“这种抢救只能由内科医师或外科医师来主持，为什么由一个麻醉科医师来主持？你们这样报道不是丢湖南的人吗？难道湖南有名的内科医师和外科医师都死光了？”尽管如此，我们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有充分的自信，也知道我们的弱点，我们觉得只要努力，我们的弱点是可以克服的，有些我们不太熟悉的知识，完全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掌握。例如抗生素的合理应用，完全胃肠道外营养、免疫调节等等。我们很少请人会诊，但我们并不拒绝向有经验的人学习，例如与感染科我们就进行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并得到他们很大的帮助。我相信“实力政策”，“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必须靠我们的实际行动和表现，来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承认，“争吵”和“不服气”是没有用的。
除了“外患”之外，在我们还未站稳脚根的时候，我们也遭遇了“内忧”。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抽调去参加ICU工作的医师陆续离去，最后只剩下了我和一位讲师，ICU几乎崩溃。在麻醉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顶住了压力，坚持下来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用事实证明了我们是可以胜任的，是值得信任的。我们挽救了不少在过去认为难以救治的病人，特别是在为医院解决了几个难题（所谓“了难”）之后，人们改变了看法，原来坚决反对我们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本医院内我们抢救危重病人的水平是最高的。
发展到现在，ICU在省内已有较高的知名度，在国内也有一席之地，已经是一支经过考验的比较成熟的队伍了。我一贯主张，ICU医师必须掌握必须的诊疗手段，现在在支气管纤维镜的熟练应用、紧急气管造口、血液净化等方面都是由ICU医师自己进行。年轻人的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我，我相信他们可以不断取得新的成就。ICU的建立对提高临床麻醉医师的水平也有很好的作用，我们发现经过ICU轮转的医师在处理病人方面比未经过轮转的要好得多，也降低了麻醉风险。而且ICU可将麻醉中的不足或处理欠妥反馈给麻醉者帮助其改进提高。
不断提高医疗质量是大家所关心的事。我曾多次向卫生厅领导建议成立质量控制中心，以后一位新任的厅长接受了我的建议，恰好卫生部又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湖南的质控中心得以应运而生。在建立湖南省的第一批质量控制中心中，经过评比，湖南省麻醉质量控制中心落户在我们科，挂靠在湘雅医院。由谭秀娟教授担任主任委员，我也参与一些工作。因为我们已退休，在时间上自由一些，可以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第二批质量控制中心的评比中，ICU质控中心也落户在我们的ICU，我也参与了一些筹划。
教材是需要不断更新的，在第二版时我仍担任麻醉生理学的主编这一，谭秀娟担任了麻醉解剖学的主编之一，以后人民卫生出版社要编写面向21世纪教材，所以我们的第三版就成为了面向21世纪麻醉专业教材的第一版，也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一套出版的面向21世纪教材。在这一版中我担任临床麻醉学主编之一，谭秀娟担任麻醉生理学主编之一，我院解剖学的另一位教授担任麻醉解剖学的副主编之一，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主编的这本临床麻醉学得到大家的认可，2002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2005年被卫生部教材建设委员会评为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目前，我们麻醉学系仍是全国高等教育学会麻醉学教育分会的副主委单位，在我们科拥有中华医学会麻醉学会常委，中国麻醉医师协会常委、全国疼痛学会委员、全国重症医学学会常委以及诸多杂志的编委，栏目编委；我们科是博士学位授予点。麻醉学系的教学排名一直位居前列，2006年评为A2+，排名第二，2007年评为A2+，排名第一。同年《临床麻醉学》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看到年轻人的奋进，确实让人高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我可以就此无憾了。祝福他们。“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盛世当珍惜，高枕岂无忧。”
我们现在仍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最初是为了推出新人，现在则主要是吸收一点新东西，见见老朋友，如此而已。
在花甲以后，1996年我参加了我高中毕业50周年的聚会，聚会地点选在重庆，也就是我念高中的地方，发起人提出这是一次“寻根”之旅。这也是我第一次以放松和期待的心情参加的聚会和旅游。过去入川是很困难的，这次我是乘飞机去重庆的，真是“昔云蜀道难，今日天上回。”老同学相见，少不了要“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也要问寒问暖，谈谈世事沧桑，各自的经历。几分欣喜，几分感慨。五十年后旧地重游，重庆早已“换了人间”，除了保留一些旧地名外，我们已经不认识重庆的街道了。在聚会以前，我们已经委托在重庆的校友在我们原来就读的地方以年级的名义立了一块纪念碑，我们畅谈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青木关原校址所在地看看。青木关是一个小镇，比我们念书的时候繁华多了，不过还有不少我们念念不忘的小茶馆，看到这些小茶馆就不由地想起当年的情景。青木关有一所中学，我们一行人路过学校门口时，学校负责人主动上前与我们搭讪，并且邀请我们参观他们的学校。待了解我们是中大附中的校友时，他们更是十分热情，并说明这个学校就是由中大附中迁校后留下来的教师办的。原来他们看到我们这批人年纪较大，有的人白发苍苍，不少人挎着相机，重来旧地，以为我们是归国华侨或外藉华人，希望我们能给学校捐献。我们只好说明情况，婉言谢绝。我们登山爬到原校址所在地时，原来的校区已无任何踪迹可寻，已经变为一片良田，只有“石老翁”依然屹立，田边几家农户还记得上辈人说过这里曾有过一所著名的学校。大家对所立纪念碑非常满意，碑体很大气，并刻有铭文，不少人纷纷在碑前摄影留念。从青木关回来途经“歌乐山”时，我不禁想起当年这里是“中美合作所”所在地，我们有几位同学因为步行误入禁区，从此就杳无音信。也可能就不自觉地成为了“先烈”。第二天我们去大足参观，大足的石刻是非常著名的，也非常精美，可说是不虚此行。但是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有一处是讲“轮回”和十八层地狱的，人做了坏事就要坠入“畜道”，并在十八层地狱中受到诸般痛苦、酷刑。旁边赫然立着一块标牌，上书“爱国主义道德教育基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扯到一块的。从大足返回后，我们开始顺江东下。一方面为了省钱，另一方面也为了重温一下学生时代的生活，我们坐了四等舱。女同学睡下铺，男同学睡上铺，这已成了我们年级的天经地义。特殊之处是联系了长江航道局两位老干处的同志陪同我们，作为导游。沿途游览了不少地方，包括将被淹没一半的“丰都”，也特意去游了“小三峡”，“葛洲坝”。船到武汉后，因我们有个同学在水生动物研究所，所以又去看了白鳍豚，然后坐船经岳阳返回。
“滚滚长江东逝水”，逝者已矣。上面我写了一些或许本不该写的东西，因为一位哲人说过，“如果你不想找麻烦的话，就别写回忆录。”我今年八十一岁，我在七十岁时写过一首歪诗，或许可以描写我的心境。
人生耄耋今不稀，苦恨华年雨凄迷；
有力却道使不得，无助只缘践作泥；
碧山秋云笼夕照，翠竹黄花晚佳期；
身手留作老来试，不待扬鞭自奋蹄。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