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革命”，如果我有一支“生花妙笔”，我的经历完全可以写一本小说，不过我不愿意写它，不愿意纠缠在过去的恩恩怨怨中，“逝者已矣”，让它过去吧！我的对人原则是“以德报怨”，决不报复。在有关人的使用、晋升上我都是这样做的。我希望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别人相信也好，怀疑也罢，昭昭此心，可鉴日月。“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文化革命”中也有一些值得回味的事，不妨一记，因为它不伤害任何人，有些还是趣事。
1．在“文革”中，在湖南，凡是地下党员，大多遭到厄运。有一位副省长，原是地下党员、老革命，一夜之间被诬为“叛徒”。因为胃溃疡大出血被送到湘雅医院，因为他是“叛徒”，所以被放在过道上，准备进行手术治疗。当时麻醉科有的人不愿为“叛徒”上麻醉，见此情况，我自告奋勇为他上麻醉。有人说：“你已经够黑的了，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还要为他上麻醉，不怕黑上加黑？”我说：“确实我已够黑了，黑上加黑也黑不到那里去，已经罪在不赦，再加一点罪也无所谓，打仗的时候对俘虏还要人道对待，我也曾经为遣送回国的外国‘特务’做过麻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总得有人来做这个麻醉吧！更何况我做了就免得别人受牵连，何乐而不为！”手术后病人逐步康复，病人的夫人对我十分感谢，以后见面还经常谈到此事，也算在“文革”中我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2．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我曾经参加过很多体力劳动，有些是纯粹为了“改造”。例如挑砖，每块砖重5斤，一次要挑16块，送到指定地点，挑完以后满以为可以暂歇一下了，监工的说，不行，再把砖挑回到原来的地方垒好。我也做过泥工的小工，湘雅医院现在大门内的影壁（上面题有毛主席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就有我的劳动在内。我每次经过那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文革”中的点点滴滴。在经过一段劳动改造后，我被派到外科做普外医师。我记得有一个病人有严重的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已经奄奄一息，神志不清，交班者告诉我说这个病人已经没有希望了，你按以前的治疗维持一下就可以了。对于麻醉医师来说，处理水、电解质、酸碱平衡失衡应该是属于基本功之列。经过复习病历、检查病人之后，我认为并非如交班者所说。当时没有血气分析之类的快速分析条件，验一个血钾也要几天才能出结果，临床分析判断就起着主导作用。大概经过十多天的补充、纠正、病人清醒过来，可以进流质，但还很软弱，病人及家属非常感谢。恰在此时宁乡发生山洪暴发，灾情严重。“革委会”派了一帮“黑鬼”参加抗洪，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向病人告别后出发了，等到我抗洪归来回到病室，那个病人还未出院。看到我后紧抓住我的手不放，深情地说：“这些天你到那里去了，这种世道，我还以为你可能死了，祝贺你活着回来。”对于这种医患之情，我真是感动极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王伦送我情”。
3．1969年，宁乡发生山洪暴发，据说山洪来势极猛，有人形容象一堵墙一样直压过来，连逃跑都来不及，冲垮了很多房屋，死了不少人。山洪过处连会游泳的鹅、鸭、蛇等都不能幸免，牛羊就更不必说了。有的全木结构房屋则整栋冲走了，在有一栋这样的房屋中人还留在屋中，等到房屋流动慢下来已经到了长沙了。由于山洪一泻直下，长沙的堤垸也岌岌可危。省里组织医疗队到灾区抗洪救灾，我们医院里也组织了医疗队，除了带队者外其余全是“黑鬼”，我也被选中了，匆匆出发。我记得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汽轮，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华国锋在船上给我们作报告，讲了灾情的严重程度，气象发展趋势，可能面临的险情，“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要求我们全力以赴，避免‘大疫’的出现。我们所去的地方是长沙靖港，说到靖港，是我的祖藉所在地，不过我从未去过那里，也不知道祖屋在哪里，更没有认识的人。到达靖港已是深夜，当地防洪干部警告我们，随时可能溃堤，垸子不一定能保住，要我们提高警惕，注意应付万一。我们被安置在一所楼房内，住在楼上。室内没有床，也没有任何家俱，但堆有一大堆木板。好在我们都带有行李，大家通通都睡地铺，和衣而卧。那时我们没有任何救生设备，所以每人都取一块大木板放在手边，以防不测。不会游泳的就和会游泳的睡在一起。那一晚谁也没有真正入睡，在警惕与焦虑中度过。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水上漂浮着尸体、木料、杂物、死猫、死狗和家畜，还看见了一些死鸭子。当地干部说，溃垸的危险已有所减轻。早餐后我们开始了救灾的医疗服务，原则是不要漏过一家一户，挨家走访、诊病、发药、指导搞卫生。在有一家我看到一位老太太，我想问问他的病史，刚开口交谈几句，老太太说：“你们是省里大医院来的医生，应该是很高明的，从来都是‘看病’，一看就应该知道，那有‘问病’的！”我想这下可遇到难题了，幸亏我在大学中医运动中，听过几个讲座，自学了一些中医书籍，略有实践。所以我说，请把手伸过来，我把一把脉。一摸脉象之后，我心中有数了，原来按中医的说法她是“雀啄脉”，即毫无规律的心律不齐，也就是“心房颤动”所表现出来的脉象。而且脉象“沉、紧、弦、细”，表示符合高血压病人的脉象。于是我按照高血压和心房颤动可能出现的一些临床症状，说了一通，并问她有没有这些症状。这一下老太太高兴了，滔滔不绝把她的病史说了个够，并且告诉我说乡里医生每次都只给她一样药，说着把留下的药盒给我看，我一看原来是三磷酸腺苷。我们给了她一些药，告诉她服法和注意事项后就告辞了。接着再一家一家访视下去。有一户人家被水围困，因为他家地势较高，暂时是安全的，所以也没有转移的打算。话又说回来，如果一旦溃垸也没有比他家更安全的地方。当时不象现在，还没有组织群众大规模转移的能力，所以命运就决定于堤垸能否保住。我们不能丢掉一户人家不管，由我和吴达民医师（他是一位出色的骨科医师，为人正直，人缘也很好。不幸被火车碾压去世，去世后很多他医治过的病人，不顾他的“黑鬼”身份，纷纷前来为他送葬。）两人前去为他家看病、送药。因为我们两人都会游泳。我们两人打着赤膊，穿着内裤，把衣服和药箱顶在头上，趟着齐胸深的水完成了这次任务。这样工作了几天后，有一天回到驻地，发现我和另外几个人的行李不见了。一了解原来是另一支医疗队转移了，可能是他们忙中出错带走了，我们赶到他们新驻地才取回了行李。当时也没有地方洗脸、洗澡，我们找到了一个池塘，就利用池塘洗脸、游泳。有一位女医师，她不会游泳，她也泡在塘边算作洗澡。第二天休息时，我和吴达民再去游泳，游到塘中间发现有很多大便，我们赶快上岸。正想了解原因时，池塘主人主动过来了，他说：“我对你们两位来游泳没有意见，你们下来是为我们服务嘛！只是昨天你们一位女同志也下了水，我们这里风俗是女人不能下塘，下了水我养的鱼就可能出事或死去，所以我泼了大粪。”我们赶快向他表明我们不懂这里的风俗，表示歉意。并表示相信女同志下水不会影响他所养的鱼，祝他好运。经过这件事后，我们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了。在我们的巡诊中遇到一位老太太，我们去时她正处于心力衰竭之中，我们帮她控制了心衰，并留下了继续服用的药物。这时她告诉我们她有一个儿子在北京某学院担任军代表，正在赶回长沙的途中，希望他回来后能当面向我们致谢。不久，我们又参加了卫生院一例心跳骤停病人的抢救。当时抢救的条件极差，基础生命支持也很不理想，我们去后总算恢复了心跳，循环极不稳定。本着“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的原则，我们尽一切努力对这个病人抢救了七天。当时没有任何降低体温的设施和冰块，我们硬是用温水醇浴和井水醇浴，加用芭蕉扇搧风把病人体温降到了34℃～32℃，在抢救他的七天中，我们参加抢救的几个人几乎没睡什么觉，最多是打个盹。尽管最后没能挽救病人，但赢得了一致的好评。前来观看的群众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这么尽心尽力的医生，怎么说他们是坏人！”我们在靖港大概工作了一个月左右，然后返回医院，临行时不少群众前来给我们送行。回到医院后军代表找我们训了一通话，要我们洗心革面，加强改造。大约过了2～3天，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患心脏病的老太太的儿子，北京某知名学院的军代表来找我们，带来一面锦旗和一大卷他收集到的群众的表扬信和感谢信，对我们表示感谢。并说要把锦旗和感谢信等交给革委会，说明情况。大约2小时后，他又来找到我们，心情很沉重地说：“十分遗憾，你们医院革委会的负责人拒不接受这些东西，并说你们是下去改造的，没有资格接受感谢，这种改造还只是开始。”他又说：“我是长期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现在在北京某高校担任军代表，我很了解知识份子，你们千万不要灰心，不要被压垮，一定要相信党。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党一定会正确评价你们，一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一定要坚持住。”然后和我们告别。在那段“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人妖不分”的日子里，能遇到这样一位军代表，我心中的感触真是复杂极了，一方面我为他所在的那个学校里象我们一样的人感到高兴，另方面也十分耽心有人告他一个黑状，给他带来不利影响。4个月以后他又来看过我们一次，这次是因为他的母亲因心衰去世，他赶回来奔丧，顺便来看看我们。在那样的年代里，我不敢与任何人联系，以免连累别人，以后我们便与那位军代表失去了联系。他是我在十年动乱期间所遇到的最好的军代表，既有政治智慧，又有政治良知，愿他“好人一生平安”。
4．在“文革”期间，有一段时间我下放到郴州华塘培训赤脚医生，带着学生在某医院门诊实习。和学生们在一起是十分愉快的，他们纯朴、直率，他们的爱憎也是纯朴的，而且求知欲极强。由于我不懂郴州的方言，有次就闹了一个笑话。来了个女病人，我问她“发不发烧”，她勃然大怒，说：“我都四十多了，还发什么骚！”后来才弄清楚，原来在当地“发热”不说成“发烧”，而是说“发赖”。有一次来了个急诊病儿，全身严重发绀，呼吸、脉搏微弱。在询问病史和初步检查后我首先想到了肠源性青紫，一问家属，知道小孩这些天吃了很多腌菜。于是我给病儿静脉滴注美兰，很快患儿情况改善，紫绀逐步消退。在那个医院从来没有这样处理过病人，感到太“神”了，学生更是惊奇不已，觉得学到了东西。不由令人感到基层医院的业务水平实在亟待提高。另外一个癔病病人的情况也相类似，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用暗示、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并加用针刺（合谷穴透劳宫穴）的方法制止了这次癔病的发作。通过这两个病例，虽然我是“黑鬼”，但在学生中建立了很好的威信。这才出现了以后学生要挺身而出保护我的事情。那时正是“武斗”盛行的时候，在郴州地区安仁县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郴州支左办公室的，说：“安仁发生了武斗，有一个重伤员，该派要求派人去抢救，支左办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要你前去。你作好准备，等一下会有车子来接你。”我一听是支左办指名要去的，只好“遵命”，但我必须核实一下是不是真是支左办的电话，一位男同学陪我立即赶到支左办，支左办的人说：“我们从来没有打过这个电话，这是冒充的，下次再打来时你们赶快来报告。”我们回来后只好等待事态的发展。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同样的要我待命的电话，报告支左办还是得到同样的回答。第二天又重复着同样的“故事”。第三天沉寂了，这时有人劝我赶快回长沙，否则事情“不妙”，两位同去教学的女士一听着急了，她们说：“你不能走，你走了他们来找我们要人怎么办？”我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走的，他们指名要我，我不会连累你们的。”第三天在不安的等待中度过。到了第四天，傍晚时来了电话要我准备好，汽车很快就到。再与支左办联系，支左办说这次电话是他们打的，还有一位解放军同去。不一会来了一辆吉普车，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是解放军，右手提着手枪，另一个是某造反派头头，手里也提着枪，腰里别着几枚手榴弹。再一个是那个“头头”的保镖，更是全副武装，几个人都像要去打仗似的。一下车他们就问谁是徐启明，我说我就是，他们说赶快上车。这时所有的男同学都争着要陪我去，保护我。我说：“你们不要去了，这次去是有风险的，我不愿连累你们，何况你们去了也帮不了我什么忙，我反而要为你们操心。”但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最后，我说：“你们商量一下，去一个人吧！”他们选了一个最强壮的陪我去。我问我坐在那里，那个‘头头’说：“你坐前排，在我和解放军的中间。”我说：“前排只有两个坐位，如何坐？”他说：“没关系，挤一下，好不容易找到你，不要让你跑了。”简直就是绑架！这样，我坐在他们中间，学生和那个保镖坐在后面。解放军是右手提枪，那个‘头头’左手提枪垂在车门外，右手掌握方向盘。并且有意告诉我子弹是上了镗的。车开动了，不久天色就暗了下来，车行到离安仁还有30多里的地方，突然十几道手电筒的灯光直射我们的车子，有几个人向天开枪，并大喊停车。借着车灯的灯光我看到十几个人端枪对着我们，并慢慢围了上来。这时那位解放军将上半身探出车外，说：“我们是驻军支左办的，你们不要胡来，我们是去安仁执行任务的。”那帮人说：“好说，好说，在安仁双方已摆开了阵势，马上是一场恶战，我们好心提醒你们，不要趟这一趟浑水，去了白送命，请回吧！我们奉命在此阻止一切人经此进入安仁。”解放军说：“我们任务在身，必须去，请你们谅解。”对方说：“好吧！既然你们执意要去，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你们就听天由命吧！”说着大喊“兄弟们闪开，放行！”车开动了，回头一看，那位要保护我的学生面色苍白，已经吓软在座位上了。我说：“不要怕，你不是想参军吗？勇敢些，象真的解放军那样！”车子到了安仁，解放军说先到某某厂，到了临近厂区时，我觉得安静得出奇，一点灯光都没有。我对解放军说“情况不妙”，解放军也觉得有问题，决定赶快离开到那个‘头头’的总部去，该派的据点在县委院内，另一派的据点则在县人委。安仁那个地方我以前因会诊去过一次，所以对地形还有点了解。车行进中遇到4个手持冲锋枪在巡逻的解放军战士，他们问我们去哪里，车上那个解放军告诉他们我们要去县委大院，他们告诉了路径，指出在那里转弯，就跟着我们的方向前行。安仁很小，路又不好，且是晚上，车开得很慢。不料那个‘头头’没看清转弯的路口，一直把车开到了县人委前面，我说“不对，这是县人委。”说时迟，那时快，有人向天开了一枪，一拨人已持枪呈半月形包了上来。这时，车里的解放军大喊：“我们是解放军。”那个‘头头’也把车调了头，后面跟来的4个解放军战士也冲了上来，大喊：“不能开枪”。对方这才慢慢退了回去，我们也避免了被另一派活捉的命运。到了这一派的总部，经过核对当晚的口令，我们进入县委大院，一进去看到的简直是四步一岗，五步一哨，有的人挎着冲锋枪，大部分人手持明晃晃的在工厂特制的全钢梭标，据说，受伤的一个头头就是被这种梭标在腹部刺了个对穿。经过这一阵以后，我们进入了一间小屋，屋中垒满了砂包，我们从砂包缝中爬上了楼，入口处也有人看着，上去后，他们让我们坐下，然后讨论如何去营救那个伤员。讨论了一段时间，得不出结论，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能有什么想法！被你们弄来了，只能听你们安排。不过我还是建议你们与当地驻军支左办联系一下，了解一下伤员情况。要去县人民医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听你们说该院是在对方手中，要去恐怕也要支左办从中协调。”他们说：“言之有理。”随即拨通了支左办的电话，支左办说：“伤员已经死了，你们还去干什么？赶快到支左办来！”听到这个消息，我和那个学生如释负重。该地的支左办是由“二炮”部队负责的，他们知道我们没吃饭，让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然后催我们经耒阳快走，说这里马上就要发生恶战，你们快走，迟了就来不及了。那个‘头头’说汽车需要加油，他们说：“油料我们供应，你们快走。”于是我们经耒阳回到郴州，在快到郴州市时，那个‘头头’说：“仗一打响，我们还要麻烦你。”我只能“虚与委蛇”。回来后医疗队决定我和两位外科大夫立即回长沙，“逃之夭夭”，我这回是真的逃回了长沙。听说陪我去的那位学生后来真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5．1972年我奉命参加去南县的血防医疗队。南县虽是鱼米之乡，物产较为丰富，但在某些方面还是相当落后的。老百姓最怕生女儿，女儿结婚时要由娘家准备全套陪嫁的东西自不必说，女儿生了孩子后，女儿坐月子所需的鸡、鸡蛋、送亲朋好友的红蛋等也要由外婆准备，至于小孩的四季衣服、“站栏”等也全是外婆应尽的义务。有的人家甚至连满月酒也要外婆包干。我们感到最难忍受的则是厕所，大便池是一个大缸，里面是半缸粪水，缸上放两块木板供便者踏脚用，另外斜放着两根黄麻杆作为大便滑入缸内的滑道，所以解大便时必须有高超的技巧，让大便下落时象精确制导的炸弹一样，直接命中黄麻杆，让大便下滑，如果“投弹”不准，就会粪水四溅，溅满臀部甚至全身。我们队里有的女医生，看到这种粪池，甚至一个多星期都解不出大便来。我们下去第一件事就是对血吸虫病进行普查，我们普查的手段主要是收集粪便检查有无血吸虫卵，对检查出来的蛔虫、姜片虫等感染也给予适当的治疗，对血吸虫病患者则集中治疗。对晚期血吸虫病患者均集中到血防所进行脾切除术。要检查血吸虫卵离不开显微镜和喇叭筒，几台老式显微镜和几十个喇叭筒合起来大概有70～80斤重。队长是工人，是领导阶段成员，我是“黑鬼”，所以每次转移时都是由我和队长轮流挑这副担子。好在我那时还相对年轻，可以耐受得了。到了地点我也和大家一样要搞粪便，看显微镜，开处方。普查结束以后，我们就住在县里开始进行脾切除手术。有时还要到县人民医院会诊。我们下来时领导要求我们切脾一定要用针麻，但针麻“三关”未过，切脾时病人会很痛苦，手术也不好作，影响任务的完成。再加上手术时病人家属一般围在手术室外，也可能造成不好影响。所以我和外科医师商量，我们采用针麻加小剂量硬膜外，这样病人减少痛苦，手术也好做些，对外以及汇报则说用的是针麻，硬膜外的只是备管。人应以诚信为本，不说假话，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不得不说假话或违心的话，否则就会在斗争中“翻船”，是天大的傻瓜，这次我就不得不说假话。结果是“针麻”效果极好，术者、病人、家属、血防站皆大欢喜。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我还说过一次假话，现在可以“坦白”了。那是在1976年，我到天津参加一次针麻会议，会后路经北京，一到卫生部招待所，所长就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去天安门广场，也不告诉我们为什么，只说这是规定。我和一位同行的骨科医生都想一探究竟，于是我们悄悄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只见东西长安街上游行队伍不断，天安门广场上更是人山人海，大量的标语都是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称赞周总理是“伟人之巅”，还有不少“我们怀念杨开慧”的横幅。大约下午4～5点钟，广场上开始出现骚动，砸记者的相机，焚烧汽车。我们看到情况不对，赶快撤离。到第二天听说，下午6时一到，原来埋伏在四周的民兵就冲出来了。我想我们算是幸运的，晚走一步可能就一网打在里面了。第二天早上起，广播不断，宣布通告、命令、给事件定性。我们又一次到了天安门广场外围，只见广场已被解放军战士面向外团团围住，不准任何人进入，广场内地面上非常干净，所有的东西都被清除了，地面上湿漉漉的。回到长沙后，革委会查问我们是否到过天安门，我坚决予以否认，并说卫生部招待所早就打了招呼，我们当然不会去。
在南县期间，我们遇到了两起重要的政治事件，一起是“913”事件，另一起则是尼克松、基辛格访华。一天，忽然传出消息，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层层开会传达、布置，具体内容当时谁都不知道，气氛非常神秘。有一个公社办的供销店负责人是个追“风”的好手，听到这个消息以为又要大搞宣传，大刷标语，所以购进了大量的各色纸张，以为可以赢得领导称赞了。不料上面规定不准宣传，不准写标语，这次他是失算了。开会的会场有人守卫、闲人不得靠近。开完会出来的人也闭口不谈，一时弄得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层层传达，传达到我们时才知道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是毛主席的态度。以后就开始了对林彪的批判。在某一个公社，由于干部传达不清楚，农民没听懂，把林彪出逃乘的“三叉戟”听成“三只（湖南话读‘扎’）鸡”，所以在农民进行批判时就说：“林彪真不是个东西，临死还偷毛主席‘三只鸡’。”一时传为笑谈。南县滨临洞庭湖，每年有一定的捕鱼季节，到寒冷的时候就“封湖”了，那时已经“封湖”了，忽然又见有人进湖捕鱼，一问当地干部才知道尼克松访华前已经研究过中国的美食，提出要吃雄鱼头。北京通知要湖南用飞机送四十尾大雄鱼到北京去。看来南县在中美建交中也做出了微薄的贡献，只是不知道尼克松感到南县的雄鱼头味道如何。
在血防任务基本上完成后，我们还到一些地方巡诊，有一次到一个公社抢救病人，那个地方离我们驻地相当远，但可以乘自行车去，于是我和外科医生借了两辆自行车出发了。赶到当地天色已暗了下来，做完手术已是深夜，大家肌肠漉漉，又没有东西吃。当地干部灵机一动，跑到外贸部门在当地的收购点，买来许多甲鱼（当地叫水鱼），煮了两大钵，大家饱餐了一顿，一问才2角6分钱一斤。当地血防站有一条机帆船，只一个技术员会驾驶，所谓“会驾驶”只是会开动机器，有一次我和外科医生乘这条船到某地去，这位技术员就展示了他的驾驶技术，船一会儿冲向岸边，一会儿冲向对岸，一会儿又在水面转圈圈，时时均处在惊险之中。事后我们跟那位技术员开玩笑说：“你是勇敢的舵手，我们是不怕死的乘客。”这些事虽然不值一提，但在提到南县时却往往在脑海上浮现。
已经将近年关了，医院革委会派了一部大卡车到南县来要鱼。这时已经“封湖”了，所以当地没有鱼可以给医院。医疗队向革委会提出，说我们的任务已完成，又快过年了，可否搭乘这辆车回院，革委会主任的答复是，车是派来装鱼的，不是来装人的，你们必须站完最后一班岗，腊月三十日下午才准到院。就这样空车返回了长沙，因为没能弄到鱼，听说革委会主任还大发了一通脾气，并迁怒于我们无能。我们只好又到另一个公社去巡诊，到了那个公社以后，天气骤变，下起了鹅毛大雪，在堤上雪最深达一米以上，穿上血防套靴都难以行走，每一步都雪深过膝。这样我们就被困在公社里动弹不得。大雪期间没有菜吃，每天都是靠干辣椒伴酱油下饭，这样一连过了2～3天，南县县委作出决定，说不管你们医院革委会如何决定，我们决定送你们回去，并对我们完成任务表示感谢。县委派了一辆大功率的东方红牌履带式拖拉机带上拖车送我们。我从来没有坐过这样的拖拉机，坐上去以后才感到它真象坦克一样，爬坡、下坡都毫无困难，也不会打滑。这样就把我们送到了茅草街。这次我们真是“落荒而逃”，所有行李都留在县血防站，也未向血防站的同志告别。在茅草街我们乘船返回了长沙，革委会主任听说我们回来了，怒气冲天，立即召集我们大骂了一通，足足训了一个上午，完全不听任何解释。他最痛心的是前次派车未弄到鱼，以后还要派车去取我们的行李。当然，我们的行李运回来后，又少不了再来一顿臭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一天我碰到了他，他说：“你还认识我吗？”我说：“认识，认识，我太认识你啦！”以后我未再见到过他。另一位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军代表，我倒是以后碰见过他多次，他一见面总是说以前我们是“同病相怜（指他和我都是“关节炎”患者）”，我心想你何曾与我“同病相怜”过！
6．我已记不清楚是那一年了，那时我已可参加一部分医疗工作了，麻醉科勤务组成立了“三忠于”小组，包括医师、护士、工人都可做麻醉，但出了任何问题都要由医师负责。那段时间真感到整天走在钢丝上。象我这样的人，如果我那组出了问题，那我就是“反革命”、“阶级报复”。我宁肯去整天劳动也比在“三忠于”小组轻松些。有一天，我们组一个护士给病人输了右旋醣酐，护士说你快去吃饭，我说我观察一下病人的反应再去，你是否同意？护士同意了。我一只手搭在病人脉搏上，感到脉搏在变弱，又发现病人前臂出现了一个小红点，一量血压明显下降，看来病人出现了过敏性休克。赶快处理，病人情况稳定了，我十分庆幸我没有离开去吃饭，否则我就惨了。右旋醣酐的过敏并不多见，可让我在这个时候碰见了。在那段时间，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在手术室内安排了一个绣大型毛主席像的活动，无论白天、晚上，值班者都要参加绣像（后来那幅像“献给”了工宣队）。一天我正在绣像，忽然来了一个心跳骤停的病人，病人是本院医师。因为情况紧急，我就在手术室门口地上给他作了气管内插管，进行心肺复苏，但心脏难以复跳。我建议开胸按压，但这必须经过批准。所以请来了革委会副主任、工宣队长、军宣队成员，他们讨论了很久均未做出决定，碰上这位医师的同班同学中也有人反对，所以迟迟不决，直到我们坚持胸外按压一个多小时后才决定可以开胸。当时湘雅医院（附一院）没有心胸外科，要开胸还要到附二院去请人，“时不我待”，为了病人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马上把病人送入手术室内由我自己给他作了紧急开胸按压，配合用药、除颤、心脏复跳，在循环基本稳定之后，开始了脑复苏处理。这时二院胸外医师赶到，进行了关胸。后来这个病人转回他本病室（内科）治疗，恢复得很好，现在有时还可见到他。事后了解他是因为水合氯醛成瘾出事的，算他运气好，他在四楼盥洗室厕所倒下时，刚好有两位医师在盥洗室，立即对他进行初级生命支持，马上又将他抬下一层楼，再在地面进行心肺复苏，接着又抬下一层楼到了二楼手术室门口。所以他的获救与那两位医师是分不开的。有些事现在看起来非常滑稽，难于想像，做一个开胸按压也要经过层层批准，有的人可能在经过讨论批准后，“黄花菜都凉了”。还有更滑稽的，有一次正是大热天（大概是八月份），一位农民被农机截断了一只下肢，当地马上将这只下肢连同伤员放在拖拉机上，经过12个小时的奔波送到了我们医院，直接送到手术室。来时大腿已经发臭了。手术室立刻报告了有关领导，一位驻外科的领导者来了，命令我们作断肢再植。骨科医师和我都说种情况不能作断肢再植，还是抢救伤员的生命要紧。这位领导者大发雷霆，说：“你们是什么立场！这可是农民兄弟的一条腿，非做断肢再植不可。”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一边抢救病人，一边进行断肢再植。等到血管接通开放循环后，伤员立即出现了难以控制的休克，领导者问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我说唯一的一线希望是把接上的腿卸掉，他说：“那绝对不行，你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保住这条腿！”病人不幸牺牲了，领导者说：“你们这帮臭知识份子就是本事不过硬，思想不行，必须加强改造。”一条生命就这样葬送在这位领导者手中！把无知与政治淫威结合起来实在可怕。
7．有一天傍晚，我和谭秀娟在妇产科病房作第二天手术病人的术前访视，正在阅读病历，忽然看见一位内科男医生在办公室外探头探脑。他一见室内没有妇产科工作人员就缩回去了。等一下，他又来了，神色非常慌张，但没有开口，又打算走。可能是他一看没有负责医生，又不屑于和我们这样人说什么。凭着对职业的敏感性，谭秀娟主动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急事需要帮忙，他这才说他的夫人在肌注链霉素后休克了，急于找到病房医师。我们说，如果你信得过的话，我们先去看看，不然可能来不及了。我们赶去一看，脉搏十分微弱，心音只能听到单音，心率很慢。这时护士来了，谭秀娟要她赶快抽了一支肾上腺素，也来不及稀释，谭在静脉穿刺得血后注入了约0.1毫克，并要护士赶快准备输液。这时摸脉搏已感到脉搏变强，于是将剩下的肾上腺素放入静脉输液的液体中滴注。病人情况稳定后，才了解到病人对青霉素过敏，护士是用被青霉素污染过的剩余生理盐水来溶解链霉素的，于是出现了青霉素过敏性休克。青霉素过敏性休克来势极为迅猛，这次我们无意中抢救了一条生命，也算是一种“缘份”吧！
8．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事现在回想起来只觉让人“啼笑皆非”，十分有趣。那时宣布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般都是在午夜，一旦有新的“最高指示”传达下来，都要敲锣打鼓地游行，刷大的横幅标语。有一天，也是“最高指示”发布，我也参加了庆祝游行的队伍。那时游行队伍前面都要抬一个很大的毛主席像，一般要4～8个人抬。队伍行进到兴汉门时，军代表大喊“徐启明出列，跑步前进，去抬毛主席像。”我赶快出列跑步前进。因为夜色很黑，看不清地面，不料前面有一个大土堆，我一下子从土堆这边摔到了土堆的另一侧，用手一摸外裤、毛线裤、内裤全摔破了，一手鲜血。我说：“报告军代表，我的腿摔破了。”军代表作出一个向前一指的手势，有板有眼地喊：“轻伤不下火线，继续行进。”我只好一瘸一拐地抬着毛主席像。抬了很长一段路后，军代表又喊“令行禁止，徐启明入列。”
1974年，正是“批林批孔”之时，我因胃痛检查疑为胃癌，入院作了胃大部切除术，出院后由于进食即呕，再次入院，因为术前营养状况极差，术后出现了吻合口水肿不通、低蛋白、低钾、低血容量，并且发作了几次心绞痛（奇怪的是，以后发作心绞痛都很轻微，我估计当时可能是冠脉痉挛所致）。当时我住在大病房里，一个房间住八个人。我们在长沙没有亲属，只有谭秀娟可照顾我，她原来已被派参加“学大寨医疗队”，行李都已运走，幸亏省里管理医疗队的领导好心，才让她有可能留下来照顾我。那时护士把一天要输的液体一挂就再也不来了，所以谭秀娟除照顾我之外，还兼着照顾其他七个人。在病友中有一位是玻璃厂工人，他十分看不惯当时的情况，经常鼓励我，并托同事给我吹制了一个玻璃尿壶。方便我在谭秀娟不在场时也不至被尿憋着。因为当时物资匮乏，一个病房才2～3个公用尿壶。物件虽小，却是患难中一片真情，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尿壶。
9．“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我已记不清是那一年了，不过那时已出现了律师。在我们院中出现了一件父母杀死亲生儿子，然后又投案自首的事。法院在开庭之前通知我院派一个证人到庭，当场提供证词。医院党委把这事交给了二支部，二支部书记找到我，要我担任这一工作。我说我担任不了，没这个能力。他说：“经过研究，非你莫属。”并尽力说服我，我没有办法，只好应承下来。为了这事我必须做很多准备工作，首先要弄清事件的起因和经过，要研究有关的法律，考虑如何辨护。要考虑检查官会如何提起公诉，如何有针对性的予以说明。我足足作了一个多星期的准备，写成了一个发言大纲，其余靠临场发挥。原来这对夫妇（男的是工程师，女的是护士，属我院二支部领导）有一个儿子，儿子是个电工，但他不务正业，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常常向父母要钱，挥霍无度。且经常对父母施加暴力，稍不顺意就拳打脚踢，甚至以死亡相威胁。父母不堪其扰，却又求告无门，毫无办法。对他这种行为，左邻右舍都十分了解，曾试图劝解，但毫无效果，已经引起公愤和对其父母的同情。此次的起因是儿子向父母提出要三千块钱买音响。在当时三千元是个大数目（后来出现的“万元户”已经被认为是有钱人了）。父母一时拿不出，就是去卖东西也凑不齐这笔钱，儿子就用螺丝刀在父亲身上刺伤多处，抓住母亲头发往墙上撞，并且扬言如果第二天早上还不把钱拿来，他们就别想活，然后儿子就去睡大觉了。父母无可奈何，只得向有关方面报告，有关方面答复说，家事他们管不了，而且没形成刑事案件他们也无法管。在此情况下，两夫妻觉得已无活路，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先下手为强，也算为社会除去一害。夫妻俩一合计，就趁着儿子熟睡之际，用菜刀把儿子砍倒在血泊之中，儿子因失血性休克死亡。事后两夫妻到有关部门投案自首。因为是男的动的手，男的一力承担在自己肩上，被收监待审。事情发生后引起全院震惊，群众十分同情这对夫妇。这些就是我辩护的基础。在法律方面是如何从“正当防卫”方面作文章，但这种防卫是超前的，又是过度的。等到正式开庭，公开审判时，我也十分紧张。庭上座无虚席，挤满了附一、附二两院的群众。提起公诉的检查官思维缜密、语音宏亮、先声夺人，给我的压力很大。轮到辩护律师发言了，也许这个行业兴起不久，这位律师讲得结结巴巴，理不直，气不壮，毫无还手之力。这倒激起了我竭力为这位父亲辩护的勇气。轮到我发表证词了，我侃侃而谈，努力渲染这对父母的悲情和无奈，不得已而为之，不幸以身试法，罪有应得，但情有可悯，请求合议庭能从轻发落。在我谈的过程中，庭上几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庭长一再敲槌，说明法庭不容鼓掌，但都难于制止。我讲完证词，合议庭退庭商量，这是一段最难等待的时间。最后庭长宣布判决，判处当事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庭上一片欢呼。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也是最后一次参与这样的事情。以后还有人找我，我都谢绝了，我说我不是律师。事情不胫而走，连邻近省的同行也知道了，后来有人问我是不是改行做律师了，我说那是误传，“蔴布袋绣花”，我根本不是那块料。不过这是我人生道路上值得回味的一件事。前些时在电视上又看到一件类似的事，我想，如果我们在维护老年人的权益上法制再健全一点，可能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悲剧。
10．在“文革”中还有两件有趣的事。一次我奉命出差到某地，在火车上听到广播，说有一位列车员发高热，希望旅客中的医务人员去看一下。我去了，用手一摸感到体温确实很高，一问病史和作了简单的检查，我觉得那位列车员很可能是重感冒，我当时身上只带了一管银针和一盒酒精棉球，所以我只能试着用针刺治疗，并且告诉她如果不见好，可在某个大站下车到医院治疗。我采用了大椎穴透陶道穴，用重手法捻针，捻了约半个小时，在捻针过程中病人感到舒适些了，捻完针我再观察了一下，发现病人出了一身汗，又再喝了一点糖加盐的凉开水，过5分钟后再量体温已经退烧了。病人可以起来活动，非常高兴。那天晚餐时列车长请我到餐车免费用餐，一根针“骗”了一餐饭吃。另一次，也是坐火车，上车约一个小时，广播响了，说有一位解放军病得很重，要求旅客中的医生去看一下，我义不容辞地去了。一看那位解放军身材十分魁梧、强壮，车上有听诊器，我听诊心、肺部都没发现什么问题，摸腹部也没任何异常，但发现病人皮肤湿冷，粘糊糊的，脉搏较弱。他带了一位警卫员，我问警卫员病人上车前饮食如何？这位警卫员说：“首长昨天见到一些老战友，老战友在一起聊天聊得十分起劲，只喝了一点酒，菜也吃得很少，从昨天到今天一点饭都没吃。”又说：“首长一直身体很好，没生过什么病。”这下我心中有底了。我请列车员到餐车弄一杯浓的糖开水来，让那位解放军军官喝了，又看到桌上有他带的甜面点，让警卫员折开一封让病人吃了几个。我说一会儿就会好的，警卫员说你别走，可否再等一下，我说：“好，我等着。”不久，病人就坐起来了，谈笑自如。列车员觉得很奇怪，糖水居然可以治病。其实这只是个很简单的低血糖症。在火车上常常可以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