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正是大跃进之时，医院领导突发奇想，要取消麻醉科，认为人人都可做麻醉，应该成为“多面手”。我虽然从病人安危、外科的发展等方面据理力争，但毫无效果。因为这位领导刚刚从部队调来，位高权重，“一言九鼎”。听不进不同意见。于是麻醉科被取消了，人员分散到各科，我到附二院做了一名胸外科医师，因为我原是外科出身，倒也不觉得什么困难。只是我坚信总有一天麻醉科是要恢复的，这种情况决不能持久，也不知哪些病人会遭殃，甚至丧失生命。那时浮夸之风盛行，有的医师提出可以管40张病床，另一个就说可以管50张，再一个说可以管60张病床，最后有一位竟提出管100张病床。有一次一位病人对这位医师说，“我进院10天了，都没看到你，你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出差了？”当时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全国大学中医，对阑尾炎、食道癌等等都是用针刺或中药治疗。我记得病房有一副对联，似乎上联是“色香性味，点点滴滴皆中药”，下联是“望闻问切，神州处处学中医”。在这种氛围中我做了一段时间的胸外科医师。有一天突然接到那位领导的通知，要我立即回院，重新恢复麻醉科。我问为什么，他倒也敢于承认错误，他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我了解不够，考虑不周，手术室护士上全麻最近接连死了两个病人，看来麻醉还是要专业人员的，你快回来吧！于是经过血的代价我重建了麻醉科，麻醉科终于重见天日。这段时间大概历时半年左右。
1959年元旦刚过，学院党委书记突然派人喊我到他的办公室，见面的第一句话他就说：“徐启明，你要失业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刚在西安开了会，西安已经发明了针麻，一根针什么手术都可以做，你原来那套已经没什么用了，岂不是要失业了？”我说：“那很好！又多了一种麻醉方法，不过我不相信针麻可以替代所有的麻醉方法，因为每种麻醉方法都有其适应证和禁忌证。”书记一下子变得很严肃，他说：“你这种话在我这里说一下可以，千万不要再说，否则要犯大的政治错误。”又说：“我喊你来，就是要你也开展针刺麻醉，别人能做，你们也应该能做。”我问，人家是怎么做的，扎些什么穴位。他说：“我也弄不清楚，不过我看到他们就是扎几根针，通电就行了，我这里有资料，不过不能给你们看，那样太便宜你们了，你们必须自己捣出来，可以用党委的名义组织班子，尽快把它搞出来。”我那时年轻气盛，我说：“别人能做的我们一定能做，你说给多长时间吧！”他说：“只给十天”。就这样我们领命出征，那时我对针刺是一窍不通，一方面到新华书店买针灸书籍连夜阅读，另方面组织人员共同研讨，并在彼此身上试针。医院有一位针灸医师，是从社会上聘来的，在长沙小有名气，我向他请教针刺手法，他说：“教会了你，我吃什么？”于是我们只能按我们自已的理解去进针、运针，那时大家热情很高，一些护士、学生也纷纷要求参加试针。我们终于发现了一组可用于下腹部手术的穴位，在几个护士身上扎这组穴位，通电约20分钟后相应区域的皮肤全无痛感，我们高兴极了，一算时间只过了4天。刚好有一位护士待产需作剖宫产，她听说了我们自身试验的结果，表示愿意接受针麻成为我们针麻手术的第一人，术后她对针麻非常满意。所以在党委限期的第六天，我们敲锣打鼓地向党委报了喜。我们除在临床摸索外，在基础部也组织了研究组，从原理方面进行研究。例如，用解剖学的方法研究穴位的结构，用同位素注入穴位探究经络的循行路线，研究针刺后动物脑内神经递质的变化等。那年上半年我们做了一百几十例针麻手术。我们发现，甲状腺手术针麻效果一般较好，但腹部手术往往出现镇痛不全、腹肌紧张、内脏牵拉反应等三种情况（以后称之为“三关”），一时无法解决。刚好，学校接到通知在西安召开全国针麻会议，党委书记让我以针麻组的名义总结一下以“运动员”的身份出席，不是只去听别人怎么说，我想这下我可以去请教一下如何解决“三关”问题了，也感到很高兴。在西安参加会议听了很多报告，我们也报告了我们的情况，但西安各医院的报告都说效果非常好，丝毫未提“三关”问题，在会下与他们交谈时他们也异口同声地说没有问题，我心中十分纳闷，再三请教他们，他们也说不出是如何解决的。我决定一探究竟，在征得党委同意后我在西安又停留了一周，每天去一个医院观摩。不看尤可，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很多手术针麻的效果比我们的还差，这时我感到浮夸之风在针麻方面也已登峰造极，心中十分不安。回院后向党委作了如实汇报，党委嘱咐我们只能设法攻克难关，不能散布悲观情绪。此后我们采用了很多方法，例如选择病人、合理使用辅助药物（包括非镇痛药物）、探索新的穴位等，但情况并无明显改善（事实上，从全国来说“三关”问题一直未能解决），针麻所占比例也不高，后来就停顿了。到了1966年初，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在上海又召开了针麻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推进针麻研究，提高针麻质量，更好地普及针刺麻醉。我回来后，医院又派了一组人去上海学习手捻针做胃手术，其中有外科医师、政治辅导员、手术室出身好的护士。谭秀娟因为在北京学过三年中医，懂得针灸，所以也被派去了。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不久情况就越来越紧张，医院重新组织了针麻组，我和谭秀娟都被排除在外，交出了全部资料，向新领导人“汇报”过去的体会、经验和遇到的困难，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不久我就进入“黑鬼”行列。在“文革”中，针麻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做不做针麻是政治问题，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爱不爱国的问题。那时做针麻手术都要先手持“红宝书”，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念到最后一句，语音刚落，刀子就下去了。几乎全部手术都在针麻下进行。尽管身为“黑鬼”，看到病人的痛苦实在于心不忍。我就想到采用测痛阈、耐痛阈来排除一部分对疼痛耐受很差的病人，针麻组同意了这个建议。我在“长沙工学院”（现国防科技大学）抢救过一个病人，他们那里有一位麻醉医师又是在我们这里进修的，他们不把我看成“黑鬼”，我就利用这个关系请他们为我们制作了一台热测痛仪。确实耐痛阈高的病人针麻效果好些，对耐痛阈很差的就不做针麻而采用药物麻醉了。其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次针麻组的同志为病人测痛，告诉病人如果感到痛就告诉测试者，如果痛到受不住了也告诉他。结果在测试过程中，病人一直说受得住，测试仪的旋钮旋到“最大”，病人仍说受得住，移开探头一看，该处已烫起了水泡。病人说：“因为我受得住，所以一直未说。”病人是一个农民，我真是感叹病人的朴实。到了1972年，不知为了什么，又对我临时“解放”，派我到上海参加为期一个月的针麻会议，在上海期间除了参加讨论，听了很多“宏论”之外，还要到各医院观摩各种针麻手术。当时上海的针麻方法也是各式各样。在参观中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在生理研究所看见了全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张香桐教授，他正在扫地，一个年青人走过来在他肩上一拍，说“老张，你去把××拿来。”张教授默默地走了。二是在某医院观摩一台脾切除手术的针麻，那个病人也姓张，工宣队长站在手术台旁对他说：“老张，今天就看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态度了。”病人是一位工人，连忙说：“我无限忠于毛主席。”手术中病人痛得满头大汗，咬紧牙关，但始终未哼一声。手术结束了，病人问工宣队长：“队长，我今天表现得怎么样？。”还要请队长为他鉴定！在这股风中，各地都是报喜不报忧，新花样也越来越玄乎，例如出现了“隔夜不留针”，即前一天对病人进行针刺，通电刺激，诱导半小时后拔针，然后第二天进行手术，据说针刺的“后效应”可以达到完全无痛。在湖南某地也出现了进针后用强电流刺激，据说效果是100%。省针麻办组织我们去学习，由卫生厅一位处长带队。看后明知与宣传不符，但当时是不能说的。后来又组织该院的原班人马到长沙表演，我奉命陪他们到某部队医院去表演。病人是一个年轻战士，进针通电后，腹肌坚硬，皮肤痛觉过敏，摸一下都痛，无法下刀。表演者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经验多，看怎么办，他说：“我们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长沙的病人没准备好。”后来我建议可否加用点局麻，他们也同意一试，但仍然不能解决皮肤的痛觉过敏，表演者即决定加用人中，承浆两穴，通电之后病人嘴张不开了，不能喊叫，只能哼哼。表演者决定动刀。当时部队参加手术的医师非常反感，他说：“既然非做不可，那我们就只有你喊你的，我做我的了。”本来病人是要作胃大部切除的，结果只能切下约2cm宽的一条，也不知算什么手术。手术后医院领导对表演者感谢一番，随后又到卫生厅开总结会。表演者的带队者说，“还是解放军的觉悟高，说‘你喊你的，我做我的’，不然今天手术做不成，难于表现我们针麻的优越性。”接下来参加总结会的人又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也豁出去了，我说：“我有不同意见，我们是医生，应该减轻病人痛苦，而不是增加病人痛苦，对不适合作针麻的人不一定非做针麻不可，毛主席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针对敌人的策略，不能用来对待病人”。我说完之后，会场就开了锅，有人说“请注意阶段斗争新动向”，有人厉声指责，后来还是主持人说，徐医生讲的还是对的，不要再争论了，才算解了围。当时有一部歌颂针麻的电影，叫“无影灯下颂银针”，直到1976年我在天津参加一次针麻会，有些参与此片拍摄的知情人告诉我，其中不少情节都是假的，“电影片子就是电影骗子”。
在“文革”中我下放搞“血防”工作时，也规定要作针麻切脾脏，我也作针麻，但都是先作硬膜外备管，偷偷作针麻与小剂量硬膜外联合应用。这当然是违反规定，如果被告发是要挨批的，但总比看着病人受罪要强。
1978年在职称晋升中我被晋升为湖南省唯一的麻醉学副教授，这时仍有人要为前面那批表演者拍一个歌颂的电影片，要用我的名字监制，我拒绝了，我说那样一来我就在政治上、业务上完蛋了。后来那部电影泡了汤。
现在一些人把针麻看得一无是处，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只是当时把针麻政治化了，把针麻说成万能。事实上针刺有一定的镇痛效果是肯定的，用于甲状腺手术、开颅手术都有一定的效果，后来大家也同意针药结合，也不失为一种方法或辅助方法，完全否定不是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附二院建立之初，大部分医师是从附一院（湘雅医院）分过去的。一部分胸外科医师仍留在附一院，当时大家都在进行体外循环的工作，比较先进的体外循环机那时数上海Ⅱ型。为了得到这种机器我和一位胸外科医师先跑北京，找卫生部审批，又到上海订货，费了老大力气。货到之后，安装、消毒、擦洗碟片全是我们自己做，我们都是利用周末和星期天做动物实验，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大家也不计辛苦。在临床上也对合适的病人进行过左心转流。正在此时，一股“逆流”突然袭来，1964年，附二院一位胸外科医师向学院某些领导提出，应该把附一院的胸外科取消，合并到附二院去，这样可以贯彻毛主席的思想，“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把湖南的体外循环事业搞上去，也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学院领导听了后非常合拍，也没有听取我们的意见就作了决定。我听了后找到有关领导，说明附一院是一个综合性医院，取消了心胸外科对病人就医和抢救非常不利，而且对医院的发展也至为不利，受影响最严重的是麻醉科、影相科室、心内科、小儿科。医院也不成其为综合医院了，也有损医院的声誉。有关领导完全听不进去，只是强调“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违背。我说他们这是对毛主席思想的曲解，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以后也成为“文革”中我的罪状之一。“领导决定了事情是不能改的，不然如何领导？”事情毫无转机。该年湘雅医院进入了“没心没肺”的时期，对湘雅医院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所有的胸外科医师调过去了，设备也是一锅端到了附二院了。事实上调过去的医师他们并未“集中优势兵力”，调走的调走，下放的下放，个别的移作他用，只留下一位在阜外医院进修过的医师，结果只是消灭了湘雅医院的心胸外科，在湖南出现“一枝独秀”或“只此一家”的局面。至于以后，附二院派成组人下到地区一级医院帮助开展体外循环那又是另一回事，是“龙头老大”的工作。所以，我常说：“野心与政治结合非常可怕，无知与政治结合也非常可怕。”在“没心没肺”的那段时期，湘雅医院即使碰到一个血气胸，也必须请附二院来会诊，有一次我作了一个开胸心脏按压，心脏复跳后也必须请附二院派人来关胸。
到“文革”末期，我已相对比较自由，是“解放”对象，这时我就开始找军代表提出恢复或重建心胸外科的要求。军代表说：“你自顾不暇还操这个心！”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到了“文革”结束，我又一再找学院领导申述理由、分析危害、提出要求，终于感动了“上帝”，所谓“坚持就是胜利”，“天道酬勤”。要重建心胸外科首先是人的问题，当时留在附二院的原附一院的心胸外科医师难以调回，我们只好通过领导以艰难的曲折方式把从二院下放的两位心胸外科骨干医师调回作为“母机”，在1978年开始湘雅医院心胸外科的重建工作。除派人进修、外出参观学习之外，我们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惨淡经营。那时的麻醉科与心胸外科可谓“拧成一股绳”，对心胸外科的发展我们可谓“鼎力支持”。体外循环的工作全由我们承担，最初我和谭秀娟都直接参与体外循环的操作，直至若干年后，条件成熟我们才把体外循环工作交由心胸外科管理。在病人的术后处理方面，我们也积极参与，大家没有别的想法，一定要发奋图强，把丢掉的时间抢回来。从1964年到1978年一共14年，要缩短或赶上这段时间所造成的差距，谈何容易！经过心胸外科医师的巨大努力，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心胸外科方面占有一席之地，不感到“自惭形秽”了。其间我们还成功地进行了湖南的第一例心脏移植。湘雅医院也摆脱了那种残缺不全的状态。
从这件事不难看出，领导者的决策是何等重要。一旦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弥补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党中央都可以用文件的形式予以完全否定，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就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最终把这些错误带进了坟墓。即使是在今天，麻醉学能否又快又好地发展，也与领导者的认识水平有关。如果领导者能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则病人幸甚，麻醉学幸甚。
说到坎坷，除了前面谈到的和“文化大革命”以外，我个人还有一些惊险的经历。在上世纪50年代，有一天医院接到通知，说常德地区人民医院有一位膈疝患者需要我们去抢救，医院指派我和一位外科医师前往，因为是晚上赶路，医院派了一位有经验的“老”司机开车，那时公路的条件很不好，车速最多开到60公里/小时，偏巧又碰上大雾，能见度很低。我和那位外科医师轮流协助司机观察路面，车过益阳以后，我和司机同时发现前面路面对灯光没有反光，黑洞洞的，司机紧急停车。我们下车一看，大家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路面已被挖断，变成一个一米多深的大坑，周围也未看到任何警示标志，而我们的前车轮离大坑不到一米，如果司机手脚慢一点，我们就一起进坑了。后来我们在旁边找到一条临时开通的便道，开车绕了过去。那时沅水上没有大桥，汽车过河一律用轮渡，我们赶到沅水边时，大雾迷江，轮渡说什么也不肯开船，怕出事故，当然他们言之有理。经过我们反复说明病人的危急，最后他们终于同意冒险开船，同时电话联系对岸，让停靠在码头附近路上的汽车通通打开车灯，轮船则一路开灯、鸣笛，开了过去，场面煞是壮观，对岸汽车也时时鸣笛应和，轮渡终于安全开到对岸。上岸后我们直奔医院，到时发现病人呼吸已非常困难，经过紧急处理和手术，总算及时挽救了病人的生命。事后病人家属要感谢我们，我说：“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你要感谢的话，应该感谢汽车轮渡，如果不是他们冒险开船，恐怕我们现在还在对岸。”于是家属敲锣打鼓地给轮渡送了一面锦旗。
某年，我和一位外科主任到安化抢救一位老红军。那位老红军是因为胃出血当地医院决定手术才找我们去的。我们发现那位老红军的身体状况和当地的手术条件暂不适宜手术，所以给病人进行了止血和输血处理，希望以后转到长沙手术。待病人情况稳定后，我们离开了安化。从安化到长沙要经过很长的山路，在翻过一座山下山途中，司机感觉到车身摇晃得“很有问题”，停车一检查，发现左前轮六颗固定的螺帽已飞走了四个，只剩下两颗且已松动，大家都十分庆幸能及时发现，如果前轮飞脱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没有备用螺帽，只好把剩下的两颗螺帽紧一紧，慢慢开一段然后又再检查和紧一下螺帽，又再慢开……，就这样回到了长沙。
还有一次是去湘西进行扶贫讲学。湘西的山路在一些路段非常陡峭，而我们的司机又没有在山路上开车的经验。当时天正下着小雨，路面比较滑，正在下坡途中忽然从坡下开来一辆东风牌大卡车，约离开还有50～60米时司机来了个急刹车，这一刹使车尾摆动，车子改变方面径直向卡车撞去，撞了个正着。车头受损，方向盘弯曲，车底的大梁也凸了起来，所幸车上只有个别人受到轻伤。当时还没有手机，只好由我们的另一部车去报告交警部门。交警来后观测了情况，然后说道：“车已不能开动，我们将派拖车来把它拖走，但现在天色将晚，你们必须赶快离开，等天黑以后多半会有人来抢劫，我们也制止不了。”听到这话大家都很紧张，没奈何，只好派另一部车向附近的县人民医院求救，过了约一个多小时救援车来了，大家这才安下心来。顺便说说，在湘西期间我曾问过一位在某县代职锻炼即将期满的县委副书记，我问他三年来感受如何，他回答了我一个字“苦”，我大吃了一惊，想不到他会说出这个字来，我忙问他是什么使他觉得苦，他又回答一个字“酒”。并给我念了一首当地流行的关于酒的顺口溜，顺口溜说：“早上不能喝醉，上午还有个会。晚上喝醉了，和老婆睡觉背靠背。老婆告到纪委会，纪委会说，喝酒的事我们不能管，我们也是天天醉。老婆又告到县委会，县委会说，有酒就该喝，不喝也不对。”他说在那里办什么事都要喝酒，不喝酒什么事都办不成。后来我才理解了他说的苦，原来在那里喝烈性白酒也是用大玻璃杯干杯的，一杯大概300毫升左右。在那里我还协助抢救过一个酒精中毒的病人，那个病人为了喝酒“有味道”，竟在酒里加用了“敌敌畏”。
第四件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年湖南省开麻醉学会年会，会址定在岳阳。开会的前一天我因参与某医院对病人的抢救没能按时去报到。但我必须在当晚赶到岳阳，因为第二天我要主持会议，并且有学术报告。那时公路上的治安非常不好，而且抢劫主要是针对小车、小巴士。医院劝我晚上不要去，说太冒险。后见劝阻无效，只好派了一个保卫科长带上手枪护送，另外派一个干部带了两支干粉灭火器作为武器。据说那种灭火器很好用，只要一拉环就可喷出使对方看不清楚，失去战斗力。就这样我们悬着一颗心出发了。我开玩笑说：“我这是第一次被武装押运。”一路上倒没遇到明火执杖抢劫的，但不时有浓妆艳抹的女人在马路中间拦车，我们横竖不管他，照开无误，如果停车会发生什么事就不得而知了。
2004年我到重庆参加全国高教学会麻醉学教育分会的一次会议，并准备参加对一部份学校的麻醉教学评估。会议开得非常紧凑，白天开会，晚上加班，会议结束后安排了一个下午去大足参观石刻，预定第二天开始对部分学校进行评估，我被安排在去重庆医科大学的一组。去大足时我已觉得不舒服，坐了一段电瓶车，还是勉强参观完了，回到重庆时直接去到餐馆，一进餐馆我就觉得受不了，谭秀娟扶我出来坐了一会儿，还是感觉不行。于是我们要了辆车一起回到宾馆。坐了一会，我觉得想解大便，站起来本打算扶着墙走过去，还没扶到墙就面朝地一跤摔在地上，碰落了两颗门牙，人事不知。这时吃饭的人已陆续回来，谭秀娟喊了他们来帮忙，曾因明教授、李文志教授等一些人都来了。大家七手八脚把我抬到长沙发上，我渐渐苏醒过来，仍然觉得要解大便。李文志教授扶我上了厕所，便后李教授喊谭秀娟去看，原来马桶内是大量黑色血便，这一下谭秀娟反倒放了心，因为她最怕的是心肌梗死。不久我又呕吐大量颜色较红的血液。前后几次大便加呕吐，估计失血量在2000～2500ml之间，这时我已休克，但神志还清醒，我第一次体会到休克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非常“美妙”，这时什么也不想，只觉得周围一切事情都与我无关，毫无痛苦。我感到人如果这样“走”了，是非常痛快的。他们联系的担架来抬我了，担架已经陈旧，把我的双腿夹得很重，我也不觉得痛，任人摆布。救护车开到重庆医大附院急诊室，检查后送入病房，立即下了病危通知。他们没敢做任何进一步的检查来确定出血原因或部位，主要采用止血的方法。我本是个高血压病人，靠药物将收缩压维持在120～140mmHg，连续三天收缩压都维持在80～90mmHg，不过尿量还好，这也符合止血的要求。这次我倒是应该感谢“洛赛克”，主要是较大剂量的洛赛克静脉用药起了良好的止血作用。我也应该感谢重庆医大附院领导和闵苏教授的关照和病房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在重医附院住了一个星期，我就乘飞机回长沙了，回来后直接进入病房，经纤维胃镜检查原来是30年前作的胃大部切除术出现了“边缘性溃疡”。经过一段休养治疗后我出院了。我这次“大难不死”，我开玩笑说：“是预处理的结果”。因为1996年我去过丰都（鬼城），在“此冥府也”碑前拍了一张照片，在背面的题词是“1996年到此进行预处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