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点击看）

老子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我体会是鼓励人事事要争先，不要老跟在别人后面，甚至“尾大不掉”。人应该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勇气，不要安于现状，安于坐享其成，或者说人应该有进取心。1955年下半年，我从上海回来后，谢陶瀛教授正在筹划“人工低温”（当时叫低温麻醉）的研究。他立即要我参加了这个研究组。我们从动物实验开始，用狗作实验。当时实验条件非常差，我把那台前面提到过的美军遗留下来的麻醉机搬到了实验室，在乙醚麻醉下给狗作冰水浴降温，进行相应的观察，如对寒冷刺激的反应、降温速度、合适的降温程度、停止降温后的续降程度、降温的并发症、复温等等。用作冰水浴的设备就是一块橡胶布，将四角扎起就成了盆子，放上冰块和水，将狗泡在里面。观察体温变化的工具是一根化学试验用的玻璃水银温度计，直接插入狗的肛门。经过数十次动物实验后，我们于1956年将人工低温用于临床，最初是用于颅脑外科手术，主要是脑瘤的手术摘除，外科医师非常满意，很快就成为颅脑外科重大手术的常规方法。接着又用于创伤大或一般情况差而手术较大的病人的麻醉和心脏直视手术的麻醉。由于当时对低温生理的了解很不够，人工低温又广泛受到外科医师的欢迎，所以出现了滥用的情况。有一次腹部外科医师提出要给一例作脾肾静脉吻合术的病人作低温麻醉，我们未多加思索同意了。病人体温降到30℃，结果术中出现广泛渗血。这时我才想起可能是低温惹的祸，赶快给病人复温，渗血的情况才逐渐止住。当时国内还未见到人工低温用于临床的报道，估计我们是最早在临床应用这项技术的，所以我们想赶紧写文章报道一下。但谢教授觉得用于心脏直视手术的例数还较少，要求多积累一些心脏手术的病例后再报道，很遗憾的就是这样一拖延，我们丧失了最先报道的机会。这种情况历史上很多，最著名的就是乙醚的临床应用，本来最早在临床应用乙醚的人并不是Morton，但是别人没报道而他报道了。这样1846年Morton在病人身上应用乙醚就被公认为现代麻醉学的开始。继人工低温之后，谢教授又带领我们进行了体外循环的动物实验，当时体外循环机是用的指压式泵、鼓泡式氧合器。很遗憾这项研究在“拔白插红”运动中遭到批判，被迫中止。但科学总是要发展的，后来谢教授又领着我们开始了脑灌注低温用于心脏直视手术的研究，并用于临床。那时全国对于体外循环的研究风起云涌，我记得1962年召开第八次全国外科学会的时候，大致有4个流派，上海进行全身体外循环加低温，北京是半身体外循环，南京用自肺灌注，湖南用脑灌注低温。在实践的检验中后三种方法被淘汰了，后来大家统一到全身体外循环低温，这是合乎科学发展的规律的。

1957年，“人工冬眠”引入国内，各地纷纷采用，我们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们在研究人工低温时已开始应用了冬眠药物，我们应用了一种从英国引进的Largactil注射剂（即氯丙嗪）来控制降温过程中的御寒反应。说到氯丙嗪我还想起一件事，说明糊糊涂涂用药的危害性。在今天大家对氯丙嗪的药理特性非常熟悉，但在当时很多人对之并不了解，基本上是按照说明书上提供的剂量用药的。有一位神经内科医师（当时我们的神经内科与精神科尚未分开，合称神经精神科）知道我们有Largactil，要求我们分一部分给他用于治疗。过了两天，他告诉我他治疗了一个病人，给病人肌肉注射了50mg Largactil，然后让病人回家。不料病人走了几步后突然摔倒在地上，人事不知。几分钟后病人醒过来了，爬起来走了几步又摔在地上，他只好把病人安置在急症室的观察床上留观。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了他。在今天看来这十分可笑，但在当时这却是实情。

在上世纪50～60年代，全麻的应用不象现在的比例那么高，可用的药物也少，椎管内麻醉和神经阻滞是主要的麻醉方法。在开展连续硬膜外阻滞以前，我感到单次硬膜外阻滞时间受限，不能满足较长时间手术的需要，总想设法延长麻醉作用时间。后来采用了丁卡因与低浓度的泼卡因配合的混合溶液，一次用药其麻醉作用可持续7～8小时。但使用这种混合液时必须注意控制好麻醉范围，不然会增加某些处理上的困难。

采用连续腰麻也是一种延长麻醉作用时间的方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采用过两种连续腰麻的方法。当时没有现在这种先进的穿刺设备和导管，只能用土办法，一种办法是制作一个厚的褥垫，褥垫的厚度要大大超过脊麻穿刺针刺入蛛网膜下腔后留在体外的长度，在相当于人躺下时腰部的部位挖出一个大的缺口，使病人在腰穿成功并连同固定好的穿刺针及相连导管躺下平卧后穿刺针不会受到任何阻碍或撞击。这样就可以向蛛网膜下腔注药，调节麻醉平面，进行连续腰麻。二是有一次我在医院库房的大量穿刺针中发现了一根可反复弯折的腰麻穿刺针，我利用这根针进行连续腰麻。在腰穿成功后取出针芯，将针与导管连接并将留在体外的针干弯折固定于皮肤上，通过导管将局麻药注入蛛网膜下腔。但这种针弯折次数有一定限度，大约作了100多例，这根针就折断了，以后再也没遇到过这种穿刺针。

有一次我从杂志上看到一种将普鲁卡因制成长效制剂的方法，就与药剂科联系制作，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制成一种花生油制剂。经过动物毒理试验以后，我们将它用于神经阻滞镇痛，其镇痛作用长达5～7天。有一次我因病在内科病房住院，病房内收治了一批年轻人，大约有7～8人，患的是柯萨其病毒所致的“流行性胸痛”。虽经药物治疗，在疼痛不发作时与正常人无异，但一旦发作，其疼痛之剧烈实在让人感到惨不忍睹，有的在地上打滚，有的以头撞墙，有的呼天抢地，发作一阵以后又恢复平静。看到这种情况，我建议内科医师采用神经阻滞镇痛，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我就在病房内给这批病人用长效普鲁卡因制剂作了胸段椎旁阻滞镇痛，效果非常满意。后来这批病人高高兴兴地出院了，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严格地说，硬膜外麻醉是一种不完善的麻醉方法，它不能有效地抑制腹部手术时的牵拉反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曾设想请术者在开腹后作腹腔丛神经阻滞，但很难得到全体术者的支持。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行上腹部手术的所有作硬膜外麻醉的病人都作后入路腹腔神经丛阻滞。我们一般采用右侧入路，这一穿刺入路的主要危险是误伤下腔静脉，因为下腔静脉离椎体非常近。我想到如果我们能使下腔静脉与椎体之间的间隙增宽一些，这种危险就可以减少或避免。所以我采用了一种用生理盐水将下腔静脉推开的方法，即在穿刺针尖达到椎体旁时注射2ml生理盐水，再将针紧贴椎体向前推进少许，回抽无血后再注射2ml生理盐水，再推进，再注射，直至针尖达预计位置，然后注射低浓度局麻药，效果非常满意。为了验证注射部位是否正确，我们在局麻药液中加入美兰，在开腹后可以看到在腹腔神经丛相应部位的腹膜后呈浅兰色，非常漂亮。在那一时期，我们全科5～6个人共作了数千例而无一例穿入下腔静脉。以后因为麻醉科的情况变化，我们没有再这样作，但仍用于疼痛治疗。在1989年开设疼痛门诊后，这种方法也传承了下去。在用单次硬膜外作盆腔手术的时候，为了减少牵拉反应，我们也参照腹腔神经丛的阻滞办法，创用了后入路阻滞盆腔内有关神经丛的办法，也取得良好的效果。在有一次开全国学术会议时，一位代表在和我聊天时谈到，他作了几十例腹腔神经丛阻滞竟有6～7例穿破了下腔静脉，弄得他非常紧张，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穿刺方法。我把我们的方法告诉了他，他大喜过望，至于以后他做得怎么样则不得而知。

1962年，我从外文杂志上看到前入路坐骨神经阻滞的报道，我们经过探索以后，随即开展了这种阻滞。它特别适用于下肢严重创伤的病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供选择的麻醉药物有限，对下肢严重创伤而在麻醉前不能改变体位的病人，这种前入路坐骨神经阻滞使我们多了一个麻醉的新武器。到1964年南京麻醉会议以前，我们已经做了几十例。有的进修医师回去后也在他所在医院应用。不过这种方法对麻醉医师的操作水平有一定的要求，且较费时。随着麻醉学的发展，时间的推移，更简单安全的麻醉方法取代了它。这种方法现在已很少或没人应用了。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胸科（或心胸外科）手术都是在乙醚气管内麻醉下进行的，为了减轻或削弱手术创伤所引起的应激反应，我们对这类病人都在麻醉后加作颈迷走-交感神经封闭或胸骨后神经封闭，都取得很好的效果。从今天的观点看，这就是一种联合麻醉（combined anesthesia），即全身麻醉与局部麻醉的联合。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们就已经开始了零星的疼痛治疗，例如用后入路腹腔神经丛阻滞治疗慢性胰腺炎，用腰交感神经阻滞治疗闭塞性脉管炎，用无水酒精作三叉神经分支或半月节注射治疗三叉神经痛等等。

1964年，国外报道了经锁骨下路的中心静脉穿刺置管和测压，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启发和触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当年我们即在临床上开展了这项技术。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穿刺设备，针是用普通粗穿刺针磨制的，导管是用的硬膜外麻醉用的导管，测压装置也是自制的。为了防止空气进入血管，在将导管插入穿刺针时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病人是清醒的，一定要取得病人的配合，即在我们将按压在针尾入口的拇指移开而插入导管时要请病人屏住呼吸。如果病人已作了气管内插管，则在呼吸囊上加压使病人停止呼吸动作。我们在手术病人身上应用取得良好效果后，内科、传染科的医师也非常感兴趣，经过磋商以后，我们协助传染科进行感染性休克治疗中的中心静脉压监测，和内科一起将中心静脉压监测及小剂量冬眠疗法用于大叶性中毒性肺炎的治疗。消息传到院外后，外院也常请我们去进行有关会诊。当时不象现在这样大量应用，到1966年初，我们已经积累了约130～150例，还来不及整理、分析，“文革”就开始了。在冲击后，这些资料也就难见天日了。

我在上海进修期间未见过老师如何作嗜铬细胞瘤手术的麻醉，只知道风险极大，因为当时缺乏α₁-受体阻滞的药物，也没有去甲肾上腺素等制剂，更没有β₁-受体阻滞药。到1964年，这些药物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我想我们应该未雨绸缪作适当的准备了。1965年来了一例这样的病人，我们和泌尿科医师一起进行了术前准备，并单独制订了充分的麻醉方案（包括对并发症的防治），承担了围术期的全部相应工作，顺利地完成了这例病人的麻醉和手术，大家都非常高兴，医院里也看作是一件大事，因为这是我们医院第一次成功地进行这样的手术。那时全国已经在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那次手术后不久，院里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指定由一位泌尿科医生去讲如何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成功地进行了这次手术，只字未提麻醉科，这时我就清楚地感觉到某种信号了。因为在1963年底，内部已经传达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以阶级斗争为纲”。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已经通过某些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什么，这次我就感到厄运可能不远了。

在1965年初，我已申购了氟烷、光导纤维咽喉镜、红内线二氧化碳监测仪，到1966年初前两样已到货，象以前一样我组织大家学习、应用。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什么也不用谈了，很遗憾这个光导纤维喉镜还未很好发挥作用，就被弄坏了，成为废品。

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不能说不努力，但我们很少发表什么文章。回想起来，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受湘雅过于严谨，“多做少说”的影响；更重要的则是政治方面的压力，写文章被认为是“白专道路”、“追逐名利”，我们也就“少吃咸鱼少口干”了。

在我们艰苦创业、努力奋斗的过程中，我也曾得到过我这一辈子的最高荣誉和奖励。1958年，我被评为湖南省先进工作者，省级劳模。这对我自然是莫大的鞭策和鼓励，但以后我便与这类荣誉绝缘了。有人问我：“你这是怎么啦！”我只能笑笑。他们不知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在我们这里有的领导就公开声言：“我们应该培养我们自己的、工农出身的知识份子”，象我这样出身不好的，所谓“罪与生俱来”，不作为阶级异己份子而能担负一定的职务，已经算很不错的了，不应有任何奢望。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尽力做好我应该做的，坚持自己的信念，更何况人做好工作不是为了追求荣誉。我这种信念也帮助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光，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来查去也查不到我有任何医疗事故或严重差错，否则把“阶级报复”的帽子一扣，我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一位“领导”也无可奈何地说：“你不要以为你工作好，我们便对你没有办法。”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仍坚持每日工作至少6小时，医院把所有水肿的男性都集中在解剖楼楼上的大房间里进行“气功”治疗。不集中还好，集中了简直让人晚上无法休息。因为楼上是木板地面，而水肿病人的特点是晚上尿多，这个刚躺下那个又起来，“此起彼伏”，整夜没有停歇。大家心知肚明这是营养不良性水肿，但嘴上都不能说，对这种水肿称之为“原因不明性”水肿。那时我们的口粮原本每月26斤，为了发扬风格，捐出4斤，剩下22斤，还要留下1～2斤粮票应付急需，情况可想而知。水肿对女性的影响更大，很多年轻女性“例假”都停止了。1959年，湖南省曾派出几个人到福州学习“瘢痕灸”，由我带队。那时福建人说普通话的很少，语言交流很困难，所以我们的学习、讨论都要通过翻译进行。所谓“瘢痕灸”又叫“隔姜炎”，是将生姜切成极薄的片子，安放在穴位上，上面放一粒捻成麦粒状的艾绒，点燃待全部燃起后用软木塞压下，这样就在皮肤上烫起一个小泡，愈合后形成一个浅表瘢痕。原来是用于治疗橡皮腿的，这时我考虑可以试用于“月经停止”。我利用这种灸法治疗了一批病人，取得较好的效果。

1962年，我参加了全国第八届外科学代表大会。湖南省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我记得参加的主要是省会各大医院的外科主任、院长，我们麻醉科虽然成立只有6年，但已经得到湖南外科学界的认可，我们麻醉学组的活动也受到肯定，所以我也“敬陪末座”。那次外科学代表大会由于是解放后第一次恢复这样的学会活动，所以特别隆重，邀请了很多外宾，由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亲自到会讲话，并且由陆定一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招待晚宴。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当然非常高兴，颇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那时没有同声传译，主旨讲话或外宾发言都要翻译成英、俄、法、西班牙、德、日或中文，那顿饭足足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第二天又邀请我们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晚上观看庆祝国庆的焰火。这种礼遇大家终生难忘，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这说明了党对知识份子的尊重和重视，也说明了党对发展科学事业的要求。很可惜几年以后知识份子就变成“臭老九”了。

1964年在南京召开了全国麻醉学术会议，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到会的人非常踊跃，湖南也组织了一批人参加，我也在其中。1979年在哈尔滨召开中华医学会麻醉学术会议，并成立中华医学会麻醉学会时把南京会议追认为中华麻醉学会的第一次会议。我与南京有较深的渊源，我从1岁就住在那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南京遭到日机轰炸后我才离开，那年我10岁。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又在南京住了一年。参加南京会议是我离开南京后的第一次重访南京。那时南京的变化还没有多大，不过我儿时念书的小学和我曾住过的地方都已经找不到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