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点击看）
二·南湘雅点滴（点击看）
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点击看）
四、得遇明师（点击看）
五、创业维艰，未雨绸缪（本文）
1955年下半年，我怀着既兴奋又惶恐的心情从上海回到湘雅。说到兴奋，是因为我即将从事和开拓一个新的事业，进入一个我刚开始涉足的领域。说到惶恐，是因为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太重，我只是一个住院医师，“人微言轻”，现在要独当一面，在没有上级指导的情况下去解决将会遇到的所有的麻醉问题，去面对人们对麻醉的不理解和轻视，甚至鄙夷。不仅如此，我还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动麻醉学在本院和湖南的发展。“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只是一种态度和决心，要把“地狱”变为“天堂”，需要不懈的努力，可能是几代人的努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美国纽黑文，一位美国麻醉医师对我说，据他了解，中国公众对麻醉的认识比美国差四十年，当时我觉得可能差不了那么多，但现在看来（已过去了20年）他的估计并不过份。直到今天，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或系统内，仍然有人把麻醉看作是医技科室；甚至某些医师他们对麻醉的了解也仍然停留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1987年我曾应邀参加耶鲁大学医学院麻醉住院医师培训计划招生的面试。该计划只招收15人，但争取者达800多人。我曾问过几位争取入围的毕业生，为什么这么多人来争取15个培训岗位。他们的答复让我十分感慨。他们之所以要学麻醉，是因为麻醉学涉及范围广、有深度，可研究的内容多，他们从学术上感兴趣；其次是因为麻醉医师地位高，受人尊重，待遇好，工作性质不拖泥带水。反观我们，情况就大不一样，但不管怎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麻醉科的地位比以前已大有提高，麻醉医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已大有改观，比我们年轻时强多了。惶恐归惶恐，“丑媳妇免不了见公婆”，事情总是要进行的，回来了就要尽一切可能开展工作。我刚一到大外科报到，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医师就忙不迭地交待工作，撂了担子，把一切都推到我的面前。当时我已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开展工作，没有领导和有关方面的理解和支持是不可能的。尽管谢陶瀛主任非常重视麻醉工作，但光靠他一个人是不够的。所以除了向院领导汇报外，在谢教授的同意下我安排了一些汇报性的学术活动，算是舆论先行吧！内容是针对当时湘雅的麻醉情况，如“全麻的诱导与维持”、“气管内插管术”、“硬脊膜外腔麻醉”等。大家非常感兴趣，特别感兴趣的是硬脊膜外腔麻醉，因为大家还从未见识过。有关的提问特别多，如其作用机理、适应证、并发症等等。除了理论上的宣传外，我想，真正要让人信服，还是要靠实践，靠优良的表现，第一炮必须打响，决不能失败，否则后果难于预测。因为，“第一次印象”是非常重要的。这时湘雅的严谨作风帮助了我，我的几次带有示范性质的麻醉都非常成功，一下子让人们感到我们医院的麻醉面貌已焕然一新，增强了人们的信心。在初步打开局面之后，我向院领导提出了增加人员、筹建麻醉科的要求。经过院领导研究，决定从外科和妇产科中抽人来共同创建麻醉科。当时从外科抽了两位，从妇产科抽了一位医师，加上原已决定从事麻醉工作的一位护士同志开始了麻醉科的筹建工作，制订了有关的规章、制度、职责，明确了麻醉科的隶属关系及其与各有关科室的关系。为了麻醉科以后的发展，并为了改善麻醉科的地位，我们决定今后进人必须具备大学医本科毕业的学历（当时还没有学位制度），使麻醉科从一开始就具有与其他临床科室一样的起点，而不自甘菲薄。这一点当时在全国都是很少的，为我们麻醉科在院内享有较高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若干年后，一些同行对我们这种作法都给予了肯定。1956年10月我们正式成立了麻醉科，这也是湖南的第一个麻醉科，在国内也是较早成立的麻醉科之一。在医疗业务上麻醉科由医院直接领导，与内、外、妇、儿等科享有同等地位。看来我们当时已提前实现了卫生部1989年12号文件中提出的麻醉科是一级临床科室的要求。在其他方面则由外科学总论教研室领导，林光亨教授是外总的主任，他对麻醉科也非常支持，而且要求严格。他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顾问，到过上甘岭前线，得过二级国旗勋章。并把在朝鲜的一些医疗经验传授给我们，例如封闭疗法中的颈迷走交感神经封闭就是他教会我的。麻醉科成立后，我担任代理科主任。1957年初我晋升为主治医师，正式成为麻醉科主任。我记得在我升了主治医师后，收到了院长给我的祝贺和鼓励信件，并随即调整了我的待遇，令人感到受到尊重和关怀，也感受到鞭策。在其位，需谋其政。麻醉科成立后可谓百废待兴，除了落实规章、制度、职责之外，我们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人员的培训，人才建设应该是最重要的建设。到麻醉科来的人都很年轻，缺乏经验、技能，但由于思想明确，都有热情和干劲。我们采用自己培训的办法，边学边干，即干中学，学中干，从实践中学习，但要求在实践前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实践后必须认真总结。我们强调自学（为了方便自学，我个人就订了4种英文麻醉杂志和几种中文杂志）和互相学习，先学教后学，“学无先后，达者为师”，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并向一切有经验的人学习，例如与手术医师交流、参加会诊、参加外科学总论的学术活动，听兄弟科室的学术讲座、参加胸病讨论会、参加全院的临床病理讨论会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我们认为知识和经验都是需要积累的，应该注意积累，善于积累，“涓涓细流，终成江河”，应该加速我们成长的过程。那时科里只有一位护士，她学习努力，有上进心。为了加速她的成长，决定让她旁听医学院一些相关的本科课程。在时间上与工作有冲突时，尽可能由其他人代班让她去上课。此外，又送一位同志去上海进修，遗憾的是这位同志在进修期间找到了另一半，我们培养人的目的落空了，当然从总体来讲还是为国家培养了人才。为了拓宽我们的知识面，增强临床处理能力，我们又派人到心电图等我们不熟悉的相关科室轮训。当时外科也很注意住院医师培训，也派住院医师到麻醉科轮训三个月。二是要积极改善设备条件，申购必须的设备和物资，当时物质条件非常匮乏，湘雅医院仅有一台美军留下的轻便麻醉机，一个粗大的直镜片咽喉镜，几根不配套的橡胶气管内导管，插管时要用塞布来防止漏气。所幸当时还可以购到陶根记和103麻醉机、Macintosh弯镜片咽喉镜、成套橡胶气管内导管和乳胶充气套囊，可以满足暂时的需要。至于其他一些器材，我们尽量自行改制或解决，例如硬脊膜外腔穿刺针就是我们用20号BD腰穿刺磨制的。以后开展连续硬膜外麻醉时，第一根穿刺针就是用15号粗穿刺针将针尖弯成杓状，加以磨制，用什锦锉磨光内口，再配以合适针芯制成的。所用导管也是用聚乙烯或聚氯乙烯材料的普通导管改制的，例如用乙醚使其硬化，用龙胆紫标记刻度等。量血压的血压计坏了是我们自行修理，麻醉机上的贮气囊或呼吸管漏气由我们自行粘补，单腔的左或右侧支气管内插管也是我们自行改制的，而右侧支气管内插管的制作难度稍大。当时要想申请进口物资是比较困难的，手续繁多，所幸院领导和谢陶瀛教授都非常支持。我记得，为了开展心瓣膜手术，我们获得了可用于连续监测的进口的心电图监测仪、除颤器（当时已在筹建二院，我也为二院购置了一套）。为了在临床上进行人工低温，我们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体温计（包括可测皮肤、鼓膜、血流、组织等温度的各式探头）。为了有一台像样的麻醉机，我申请了两台西德Dragger麻醉机，其中一台先到货，我分给了二院；在第二台还未到货时，院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运动，我被冠以“崇洋媚外”的帽子，因此这台麻醉机被转给了其他我不知道的医院。尽管如此，但我一直认为必要的医疗设备是高质量医疗的物质基础。所以以后我还继续申请必要的进口设备。三是不遗余力地提高麻醉质量。我始终相信，没有实力是难于立足的，是没有说话的余地的，“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你必须让人相信你是值得信赖的，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是值得尊重的。这就要求我们有好的麻醉质量，有好的服务态度，甚至能解决一般情况下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创造条件，不断开展新的麻醉方法和新的技术，例如我们将人工低温用于临床，进行脑外科手术、心脏手术和创伤大的手术。开始应用肌松药和控制性降压技术，开始应用“人工冬眠”药物和疗法等等。我们在应用每种新的药物前，一定要广泛阅读有关文献，进行综合，然后在科内进行讲座和讨论，在我们已确信我们了解该药物的药理特点，能有效控制其副作用时，我们才在临床上予以应用，决不只看一下说明书就糊糊涂涂用药。我们十分强调“个体化”用药，对一些危重病人或我们感到没有把握的情况，我们宁肯多花一点时间，采用“滴定”（titration）的方法给药。对一些“狭界”（即对麻醉药的耐受极低）的病人和对药物“高敏”（hypersusceptibility）的病人，我们都因此而避免了危险。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我们每周均进行病案讨论，对一些危重疑难病例也进行术前讨论，对于外出会诊的一些有意义的病例也在科内传达，让大家分享。这些对提高我们的麻醉质量有一定的好处。在一个人们对麻醉学普遍缺乏认识，麻醉科只被看作是辅助科室或医技科室的环境里，麻醉医师不被尊重，其意见不被重视，手术医师自认为可以指挥麻醉医师，甚至把他的意见强加于麻醉医师的事是时有发生的。我们的原则和策略是不纠缠在小的问题上，对原则问题（涉及病人安危和利益的问题）则决不妥协，道理必须讲透，要求“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可行”。时间一长，人们也就逐渐对我们另眼相看了。我觉得，在那种条件下适当地显示一下实力是必要的，是让人对麻醉医师有个正确的认识，而不是炫耀自己。譬如参加抢救病人，我决不是只去作个气管内插管就完事，而是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协助甚至指导进行抢救。逐渐地这也形成科室的一种作风，大家都这么做，而我们自己也在这种实践中不断提高了自己。顺便提一下，我这种习惯在“文化大革命”中使我免遭一劫。某天，某“战斗队”要抓一批“黑鬼”去附二院“唱嚎歌”并剃半边头，我是应抓的人之一。来抓我时我正在神经外科病房主持抢救，来抓我的人等了一会，见抢救还未结束，究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好悻悻离去。又如参加危重病人会诊，往往是在大家发表意见之后才问麻醉医师做什么麻醉，我则要从诊断、手术指征、术前准备情况是否完善、麻醉选择的理由、术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术后注意事项等等提纲挈领地讲一讲。记得有一次在内科心血管病房讨论一位病人的手术问题，会后几位进修医师问他们的上级医师，“为什么你们的麻醉医师能谈那么多心血管的问题，而且你们都同意他的意见”。遇到有些学术上的争论问题，我们就和有关科室负责人协商，各自查阅文献，联合进行讲座、讨论，取得共识。有了共同语言事情就好办多了。由于我们坚持这样作，我们逐渐可以和兄弟科室平起平坐了。若干年后，我们在各地的毕业生反馈给我们，认为我们麻醉科的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我们不断发展、提高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为提高我们省的麻醉水平做一点事了。当时我们颇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竟然组织科内同志编写进修教材，由我负责修改定稿。教材以实用为主，也兼顾有关的理论。约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完稿，当时出版条件困难，教材用油印印刷装订，因封面为红色，我们戏称为“红皮书”。我们于1959年举办了我省第一届麻醉学进修班，为期一年，招收了十几个人，学员有大学本科毕业的，有大专毕业的，有一部分来自部队，少数来自省外。这本“红皮书”大受欢迎，教学效果也使我们感到满意，我们受到很大鼓舞，并坚定了信心，增长了自信，此后我们每年均招收一定数量的进修生。 1958年，附二院开始试运行，开始收治病人和进行手术。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在此以前我已进行了一定的人力准备和设备方面的准备，为附二院培训了麻醉医师和护士。在附二院开院之初，附二院的麻醉工作由附一院麻醉科统一管理，只指定在附二院负责麻醉科工作的临时负责人。有一段时间我来回地在一、二院之间奔走，那时我自己买不起自行车，只好向附二院总务科借一部自行车。我看到总务科工作人员骑的都是新的飞鸽或凤凰车，可没想到借给我的车却象候宝林的相声段子中描述的一样“除了铃铛不响，一骑起来到处都响。”就是这样一部车，我也风里来、雨里去地骑了一年多。后来条件成熟，在附二院也成立了独立的麻醉科，我才终止了这种两边跑的生涯。 “时过境迁”，现在回想起来也自别有一番风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