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点击看）

四、得遇明师（本文）

我要去进修学习的地方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麻醉科，主任是吴珏教授。吴教授原是从事药理学工作的，药理学的功底很深，后来到美国威斯康辛州学麻醉，师从Waters教授（即发明用钠石灰吸收二氧化碳使关闭式麻醉成为可能者，也是美国第一个麻醉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吴教授谢绝盐湖城方面的高薪聘请，携带一批麻醉器材回国，在上海第一医学院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麻醉科，并把这批器材捐给了医院。上海的一个里弄小厂按照吴教授带回的麻醉机样式，用手工制造出我国第一代国产麻醉机，当时叫陶根记麻醉机。

吴教授有感于我国麻醉事业的亟需发展，开始培训进修学员，并发奋著书立说。在我决定去进修时，刚好吴教授的专著“临床麻醉学”（我国第一本麻醉学专著）出版，我如获至宝，赶快买了一本来仔细阅读，作为去进修前的准备，同时在科室内加强了麻醉的实践工作。由于当时全麻主要是乙醚开放点滴式吸入，病人吸入大量乙醚蒸气，麻醉医师也要“沾光”吸入部分乙醚气体，所以在手术结束后，在一段时间内，麻醉医师的呼出气中总带有乙醚的难闻气味。对此，人们反应不同，有人同情，有人嫌弃，有人甚至觉得不可忍受，对刚作完麻醉的麻醉医师“敬而远之”。

1955年初我到上海去进修，首先到教务处报到。在报到地点接待我的是一位有一定名气的外科学教授，他问我从那里来，我说：“我是从湖南医学院来的”，他听后十分冷淡，不屑地说：“什么湖南医学院！没听说过。”我说：“可能你没听说过，湖南医学院就是以前的湘雅医学院，1953年改的名称。”没想到“湘雅医学院”几个字一出口，教授的态度突然变得热情起来，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马上派人带我到宿舍，介绍有关情况，并带我去洗澡（上海话叫‘打浴’）。这时我突然感觉到“牌子”的重要。“出身名门”就会占点便宜。由此我又想到创牌子不易，砸牌子倒比较容易，我在这里学习可不能砸了“湘雅”的牌子。

在我去学习以前，已经有几位医师（师兄）在吴教授那里进修。他们热情地向我介绍学习的情况、吴教授的习惯、脾气和对学员的要求，以及他们认为的应该注意的事项。这些对我很有帮助。

吴教授从美国带回来一些专著和杂志。他认为要学好麻醉必须掌握好有关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所以他总要求来进修的学生到他那里借书看，而且他希望能按时看完归还，并能提出一些中肯的问题和他讨论。我记得他推荐给我的第一本书是一本英文的《麻醉物理学》，里面谈到了很多流体力学、血液流变学的道理，也解释了很多麻醉中常遇到的小问题，例如为什么控制输液滴速的夹子不应该夹在墨菲氏滴管的上方，而应比较靠近液体输入血管的地方。我按照他的要求，在他规定的时间前两天把书看完，做好笔记，在归还时提出相应的问题，吴珏教授表示满意，又再让我看第二本书。在看完几本基本的书籍后，吴教授就会根据他对学生水平的评估指点学生看杂志。我体会这也有因材施教的意思在内。

那时，吴教授对术前（麻醉前）准备和术前讨论抓得很紧。每个麻醉科住院医师和进修生都分配了管病房的任务。所以我们必须抓紧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病房医师沟通，了解手术安排情况，手术的复杂程度，术前准备情况。我们还要对病人按计划进行术前访视。对病房的手术安排和一般病人的情况，在每日的术前讨论会上只要简单汇报即可。但对危重疑难病人必须提出在会上讨论，根据讨论的结论来完善术前准备和制订麻醉方案。吴珏教授亲自主持每日的术前讨论会，所以我们都把这种讨论会看作是绝好的学习机会。那时在上海中山医院，麻醉前用药的医嘱是由麻醉医师（包括进修医师）在病室进行处方，由病室护士执行的。麻醉、手术后的第一次医嘱也是由麻醉医师（包括进修医师）来书面吩咐的。这个医嘱不是只涉及麻醉后注意事项，它是一个全面的医嘱，包括术后应注意、应观察、应执行的事项，例如：引流管的通畅情况及每小时引流量，抗感染药物的使用，对某些并存症的用药等。这些对我们是个极好的训练，使我们认识到麻醉学涉及到的知识之广，做一个好的麻醉医师必须有渊博的知识和理论。我们必须努力自学，联系实际去学习，去掌握。我很感谢这一段的学习，它使我向一个“杂家”（不是“专家”）的方向努力，使我以后有可能去开拓我院的重症医疗（ICU）和疼痛诊疗。也使我们在医院中能与其他临床科室平起平坐，不“自惭形秽”。中山医院十分注意准时开始手术，我们七点钟进手术室，八点以前完成麻醉，八时十分左右开始下刀，未按时完成麻醉是麻醉医师的责任，手术医师不能按时下刀是手术医师的责任，记录在案，责任分明。

虽然我在进修前已有一些参加临床麻醉的体验，但到了吴教授那里一对比，我觉得差距实在太大，真感到有“天壤之别”。尽管那里全麻也只有乙醚可用，但他们诱导很快，苏醒也快，不像我们这里作一个气管内插管需要2～3小时，麻醉后初步苏醒需要5～6小时或更长时间。不久之后，我也能作到乙醚诱导后很快完成气管内插管，手术结束后十几分钟内可唤醒病人。原来同样一种麻醉药，用不同的方法可以获得不同的效果。当然，合适的方法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来指导，吴教授就十分重视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要求我们对麻醉中的操作、处理，为什么那么作，都应该能够说出道理来。单纯用乙醚诱导，诱导期很长，而且兴奋期十分明显。要缩短诱导时间就必须使病人短时间内就能耐受高浓度乙醚吸入，迅速跨过兴奋期进入Ⅲ期1级。当时可采用的药物只有“氯乙烷”和硫喷妥钠，例如用氯乙烷吸入使病人丧失神志后再快速吸入乙醚。在有一次吴珏教授自己进行的麻醉诱导中，我发现吴教授是将氯乙烷直接喷射在乙醚面罩的纱布上，而不是象他在专著上所写的用“点滴”的方法。事后我问吴教授为什么在书上他不写氯乙烷可以这样用，吴教授说：“氯乙烷的作用快，毒性很大，我写的方法是比较安全的方法。我用的是风险较大的方法，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掌握它，如果我把它写在书上，别人照葫芦画瓢，掌握不好就可能出事故，人命关天，我担待不起”。这使我第一次认真考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为了使病人能及早清醒，就必须尽可能减少乙醚在体内的潴留，通过呼气使乙醚排出体外（在使用麻醉机时用加强通气的方法），谓之“去饱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手术的步骤，刺激的强弱，在刺激弱的时候减浅麻醉，使乙醚能排出体外，做到麻醉“当深即深，当浅即浅”。在那时的麻醉记录单上，我们必须记录手术的主要步骤，并绘出相应的麻醉深浅曲线。我觉得在“麻醉深浅与手术刺激强弱相适应”这一点上，当时对麻醉医师的要求要比现在高得多。那时没有肌肉松弛药可用，全麻都保留自主呼吸，要作控制呼吸则必须采用相应的手法。因此在剖胸手术时如何管理好呼吸且便于手术操作，便有许多讲究，吴教授要求我们对相应的操作都要能说出道理来。对于麻醉中的用药，吴珏老师主张简洁，反对“大杂烩”式的用药。他在巡视中发现你用了什么药，他会从药理学的角度向你提问，如果发现是不该用的而你用了，或者是剂量不恰当，那就可能遭到严厉的批评，在上海叫做“刮胡子”。他的这些严格要求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反对“不必要的复杂”，采取措施或用药必须“有理”、“有据”，对病人有益，勿过与不及。

除了全身麻醉以外，当时神经阻滞使用较多，那时没有神经刺激器之类的工具，要求麻醉者对解剖要很熟悉。对刚引入中国不太久的硬膜外阻滞，更是引起大家的兴趣。那时，只有单次硬膜外阻滞，穿刺针都是用腰穿针改制的，采用坐位穿刺，穿刺时需要一位护士协助扶持病人。局麻药用丁卡因，注射试验剂量后用分次注药的方法给药。大家在对硬膜外阻滞感兴趣的同时，对它的严重并发症也非常紧张。因为穿刺针较细，尽管针尖斜面已经磨短、磨纯，但在穿刺及给药过程中都有可能穿破硬脊膜，如果观察不细就有可能将局麻药误注入蛛网膜下腔而致全脊麻，师兄们还举了些实例。所以我们对硬膜外麻醉的有关理论知识、并发症的防治、以及实际操作都学习得非常认真，不敢少懈，特别是考虑到以后回到原单位要开展此项技术。

那时，中山医院外科（外科学院）的手术数量并不很多，而进修人员相对较多，他们本科的住院医师也需要训练，所以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有麻醉可做。当然，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时间进图书馆，但我觉得书和杂志可以放在晚上或休息日看，没派麻醉的时候最好是去观摩别人司理麻醉，这样可能收获更多。在观摩中可以发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我可以设想如果是我司理麻醉，我会如何处理，如果发现他的处理与我考虑的不同，可以在病情稳定后司麻者方便的时候向他请教，予以记录。然后根据不同的病种、手术或麻醉分门别类进行整理，这样我就把别人的经验、长处转化为自己的了。我在上海进修半年真正分配给我做的麻醉不到70例，以硬脊膜外阻滞而言不过10例左右，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可以说只是了解了方法谈不上经验的基础上，我在湘雅、在湖南开展了我以后的麻醉学事业，我想这可能与我们那一代人的学习方法和使命感有关。自己操作一次或观摩一次老师们的操作、处理都应该有所收获。那时心脏手术在国内才刚刚开始，对二尖瓣狭窄的病人采用手指钝性分离、扩张二尖瓣的方法。我们是没有资格作这种手术的麻醉的，大家都非常注意观摩学习，根据看到的情况总结这种手术的麻醉处理特点。有一次吴教授外出会诊做这种手术的麻醉，刚好那天我没派麻醉，我要求跟去看看，吴教授同意了，那次我收获特别大，还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麻醉管理。几十年来，虽然历经风雨，吴珏教授诲人不倦，为中国的麻醉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麻醉医师协会授予他终生成就奖，实在是众望所归。

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上对麻醉学的认识很不正确，在我国最早的麻醉科成立的地方也是如此，外科医师总是认为可以指挥麻醉医师的，特别是对麻醉科进修医师。所以如何与外科医师相处成了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进修的条件下、恐怕还要多一些忍耐与机智。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为一位作脾肾静脉吻合术的病人作麻醉，手术医师是一位有名的教授“人称××老虎”，他一看上麻醉的是一位他不熟悉的面孔，用手一按腹部马上就说“麻醉太浅了”，其实我已为进腹作准备将麻醉调整到了Ⅲ期2级。那时我们所用的麻醉机在按住把手打开吸入开关时会发出“喀、喀”的响声，我听他那么一说就故意把开关弄得“喀、喀”作响，让他觉得是在加深麻醉，然后又把开关把手提起轻轻放回原处，过了约2分钟后问他“您觉得现在麻醉够深了吗？”他说：“比先前好多了。”经历过这一次以后，这位教授以后再遇到我给他的手术司理麻醉时便友好多了。

我在上海进修的时间只有半年（别人都是一年），由于那位等着我回湘雅好让他脱身的医师的缘故，我不可能延长进修时限。我十分珍惜在中山医院的那段时间，尽可能设法增加实践的机会，包括在星期天代人值班，或代人值夜班，当然都是在上级医师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杭州离上海很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今天看来简直令人难于置信，我在上海期间居然没有去过杭州，几年以后我因出差才到了久已向往的杭州。

我在上海学习的时间虽短，但得遇明师指点实在是一种荣幸，是缘份，终生受益，终生铭记。在与一些师兄弟们谈及吴老师时大家都有同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