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点击看）

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本文）

由于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我和另外几名男同学在一年的毕业实习（当时叫生产实习）中实习的全是外科，大家实习得非常认真。实习了三个月我便担任了代理住院医师，带领师弟、师妹们做阑尾、疝气之类的手术。毕业后，因为朝鲜已经停战，预定的任务没有了，我被留在湘雅医院担任外科医师和助教。那时住院医师很少，整个大外科只有6个人，还要抽一个人值晚夜班和急诊。每个住院医师都要管很多病床。我记得我最多管过36张床，分为两组，一组是胸外科，一组是泌尿科。今天跟这组查房，明天跟那组上级医师查房，今天参加这组的手术，明天参加另一组的手术，但还必须照顾到两组的病人。所以必须有比较科学的工作方法，有计划，有预见性，多和上级沟通，多了解上级的意图，多争取护士的合作，争取病人的理解和配合，否则很难适应那种局面。那时辛苦是辛苦，每晚两点钟睡觉，第二天提前进病房，开处方，换药，安排好工作，然后进手术室按时开始手术，倒也觉得生活充实而愉快，因为感到是真的在为人民服务了。在我值夜班、急诊时，我记得一晚最多曾写过六份入院记录。那时要求严，病人入手术室时必须连同完整的入院记录和必须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到了第二年年中，在外科办公室出现了一张布告，内容是征求一位主治医师出来学习麻醉，将来负责发展湘雅的麻醉学事业，布告是由大外科主任谢陶瀛教授签署的。当时湘雅没有麻醉科，也没有专门的麻醉医师，麻醉是由临时指派的外科医师施行的。麻醉只被看作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技术。一般的情况是，这组医师做手术，就由另一组外科医师中抽一个人作麻醉。一个病房中两个组的外科医师互相担任对方的麻醉医师。如果是作蛛网膜下隙阻滞（腰麻），就由手术医师先作好麻醉，调节好麻醉平面再上台手术，将病人交与巡迴护士看管。那时的麻醉也很简单，只有局麻、腰麻、乙醚吸入全麻。也有硫喷妥钠静脉麻醉，但只个别人敢用。乙醚吸入全麻多数情况下是开放点滴吸入，只有个别人能作气管内插管。全院只有一副咽喉镜，镜片是直式的且较巨大，作气管内插管在当时是一项重大举措，插管前大约需要吸入两个小时的乙醚，而且插管常常造成机械性损伤。记得有位病人曾向外科医生请求说：“我还没有结婚，希望尽可能保留我的门牙。”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上乙醚麻醉的情况，指导我的是一位比我高三年的外科住院医师。他说：“你把面罩罩在病人口鼻上，然后开始慢慢点滴乙醚，并逐步增快，但不要让面罩上的纱布太湿，等乙醚挥发后再接着滴。因为乙醚气味难闻，可以告诉病人如果觉得不好闻就向外吹气，他吹得越厉害就吸入乙醚越多。”就这样，我按照他的指导开始了我施行的第一例麻醉，我的指导医师也就走开干别的去了。过了一会病人开始出现挣扎、乱动，这时我的指导医师过来和护士、工人一起用力按住病人，并要我快点滴乙醚，等到病人安静下来以后，指导者看了看病人瞳孔，告诉我把病人瞳孔维持在中等度散大就可以了。等手术完了，停止滴乙醚让病人慢慢苏醒。有了这一次经历以后，我又成了指导者指导从来没上过麻醉的外科医师上麻醉。如果要作气管内插管，就一定要请某人来插，他往往告诉你滴完两瓶（每瓶150ml）乙醚再喊他。这就是当时“南湘雅”的麻醉水平。谢教授的布告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谢陶瀛教授是一位很有远见、有创业精神、有强烈的使命感的教授。原来，湘雅医院的外科只有普通外科，应该说湘雅医院外科的亚专科（三级学科）如心胸外科、腹部外科、骨科、泌尿科、烧伤整形科、神经外科等都是由他经手或亲自参与建立的。以后神经外科才分离出去成为专门的学科。在解放前，谢教授曾联系派一位医师去美国学麻醉，后未成行。在解放后又培养一位医师做麻醉工作，但这位医师只同意暂时做一做，不愿长期坚持下去。这才出现了前面提到的谢教授的那张布告。在谢教授看来，湘雅的麻醉太落后，太未受到重视，如果麻醉不发展，整个医院的发展特别是外科的发展将受到制约。在上世纪40～50年代能有这样的认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布告贴出以后，无人问津。过了约两个月，谢教授又贴出了第2张布告，这次是从总住院医师中征求一个人学麻醉。为此总住院医师们开了一个会，又无人应征。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麻醉工作是“幕后”工作，地位低，被人看不起；而且出了问题时往往成为替罪羊。事实上这种看法不仅当时有，现在还残存在一些人心目中。例如，经过多少人的努力，1989年卫生部曾下发过一个12号文件，把麻醉科定位为临床科室。但直到今天，有些地方的医院领导还是把麻醉科看作医技科室。所以，对谢教授的号召无人响应是可以理解的，“人往高处走嘛！”。当时湘雅外科有两个青年团员，其中一个是我。我找到另一位团员，问她对这件事如何看法，她说她想将来做小儿神经外科医师，而且她也不是总住院医师。当时我对麻醉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不过我想既然需要就应有人去做，甚至是作出牺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时候我应该挺身而出。另方面，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你认真去做，敢于深入钻研，就一定可以做出名堂来，不一定永远是招人“白眼”，而不“刮目相看”。这对我是一个重大决定和转折，意味着我不再作外科医师，而是往一个别人瞧不起的坑里跳。对这一决定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几十年后谈起时我仍然觉得是“无悔、无愧”。想好了我就去找谢陶瀛教授，我说：“我不是主治医师，也不是总住院医师，不符合你提出的要求，在无人报名的情况下我是自己跳出来的，你看是否可以，如果你同意降格以求，我就去学麻醉。否则，我还是做我的外科医师。”谢教授表现出大喜过望，连说“欢迎、欢迎”。我想，对于谢教授，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也不认为我是“高攀”。不久，谢教授就联系好我去上海进修麻醉。

在我“入地狱”之初，我还参加了一些政治运动。1956年初，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学院成立了肃反办公室。我被调到肃反办公室工作。那时党员很少，所以青年团员也被派上了用场。我和另外一位同志负责调查一个历史反革命案件，涉及的地点在太原、西安、咸阳、延安一带。于是我们带上有关材料、照片，开始了艰苦的外调工作。我们的第一站是先到太原，乘火车取道石家庄再经正太线到太原。按规定，我们可以乘坐硬卧，但为了省钱我们乘坐了硬座。当时是冬天，为了怕文件丢失，我们把皮包夹在棉大衣内，晚上只能是半醒半睡，时刻警惕着。因为当时发生过因材料丢失相关干部被押解回去的事。到太原后我们住入了规定的招待所内，第一件事就是先要把材料存入保险柜内。太原天气很冷，街上还有大量的带斗的人力三轮车，据说那是阎锡山时代留下的。我们在太原发现了一个在大同的线索，由另一位同志去大同调查，我留在太原继续工作。等到吃饭时我才发现粮票全部被那位同志带走了。当时吃饭是要用粮票的，没有粮票我可惨了，我只好打听在太原吃什么东西不要用粮票，后来发现吃饺子不需粮票，所以我在太原整整吃了一个星期的饺子。结束在太原的工作后，我们前往西安。当时到西安去要取道南同蒲铁路，坐的是阎锡山时代留下的窄轨火车。车身非常小，一路摇摇晃晃到了风陵渡。那时黄河上没有铁桥，所以下了火车必须赶上第一趟渡船过黄河，才能赶上经潼关到西安的火车，否则又要在潼关逗留一晚。下了火车以后我们一路飞奔，总算赶上了第一趟渡船，这次我多了一个坐木船过黄河的经历。木船很大，大约能站100人。因为黄河水流湍急，所以既用橹又用锚，艄公喊着号子，一群人用力摇橹，另一些人则把几个锚交替抛下、拖起，以免船被冲下太远，这种方式谓之“锚橹”。我们在惊险中过了黄河，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我想现在恐怕很难再有一次这样的体验了。到西安后，我们发现重要的线索在咸阳，于是我们又赶到咸阳。在咸阳我们又扩大了线索。由于要在咸阳、西安两地之间奔走，我向有关单位借了一部自行车。西安与咸阳之间的距离是25公里，路又不好走，骑自行车也相当辛苦。在西安我们通过公安厅到几个监狱提审正在服刑的犯人，核对有关事实，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在咸阳期间我还去过一次三原，由于不懂当地的风俗习惯，我还闹了一个小笑话。中午我到一家店子去吃烩馍，坐好后伙计送上一个大碗和一大块饼就走开了，我心想这怎么吃，这不是烩馍呀！还是等等再说吧！等了一会，伙计还是没有动静，我正想开口询问，这时又进来一个吃烩馍的人，只见他把馍撕成一小块一小块放在碗里，伙计就把它端走了，我心想原来如此。我也“照葫芦画瓢”，这才吃上了烩馍。完成了在西安、咸阳的工作后，我们向延安进发。先坐火车到铜川，然后乘汽车到延安。我们乘坐的是卡车，人坐在货物上，当时天气很冷，到达延安时双腿都冻得麻木了。延安是革命圣地，到达延安我们都非常兴奋。工作之余，我们不忘去参观一下革命纪念地。我们住的地方是王家坪地委招待所，当年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我们去过枣园、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开会的地方）、“四八”烈士墓等地。我们也钻过当年中央的防空地道，在地道的另一出口却进入了一个厨房。参观“四八”烈士墓时大门紧闭，我们只好翻墙而入。在瞻仰枣园时，室外有一张毛主席当年坐过的木椅，游人可以一坐，所以我们也轮流坐了一下这把椅子，感到非常荣幸，但从文物保护的观点看这就非常不合适了。延安当时还很贫穷，连医院病房也是在窑洞里。很多人都住窑洞，据说窑洞冬暖夏凉，有的人还不愿搬出窑洞。不过当年抗大、鲁迅文艺学院等的窑洞已经都荒废了。由于我们是医生，延安的人民医院还请我们去参加过一次会诊。在延安我们最不习惯的就是虱子，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老头、老太太坐在太阳下面捉虱子，有的还把虱子放在口里去咬。据说那个地区缺水，女性一辈子洗三个澡，一次是出生后，一次是出嫁前，最后一次则是死后入殓。在我们住的招待所，一打开被子也可找到虱子。我们都是尽量抓光了虱子再睡，但还是很难避免与虱子为伍。离开延安后我们要到宜川去。那时宜川不通公路，完全靠步行，所以我们雇了一头骡子两人轮着骑。赶骡子的人很会唱陕北民歌，一路上他时时引吭高歌，颇不寂寞。但奇怪的是他中午不吃饭，一问才知道是为了省钱，而且已经养成了习惯，我们请他吃饭他也不吃。晚上找了个骡马店住下，牲口得到休息。骡马店非常便宜，一晚才五角钱，还管晚餐，菜是一碟咸菜、馒头则管饱。馒头之大我是第一次见到，每个馒头由半斤面粉制成，非常结实。我们两个人才合吃了一个，那位赶骡子的老乡则一下子吃了两个，他告诉我们第二天他就不用吃饭了。在骡马店晚上睡的是大火坑，男男女女几十个人通通睡在一个坑上，坑上虱子横行，我们两个人想了一个办法，趁着没有灯光，我们把衣服全脱光，挂在墙上，自己则只能任由虱子摆布。第二天一早趁着微弱的光线相互把对方身上能看到的虱子捉掉，然后迅速穿上衣服，希望能尽可能少带虱子周游。第二天到了宜川县委招待所住下后，服务员来说：“这里吃饭要预约，明天早上吃包子，你吃几个？”我说：“吃4个”，他说：“你吃得下4个吗？”我说：“没问题，我在家里也是一餐吃4个”，服务员记下后走了。等到第二天服务员把包子端来，这一下我可傻了眼了，原来这里的包子奇大，与南方的不一样，每个包子由6两（每斤16两）干面粉制成。这4个包子我足足吃了两天多，真是入乡必须问俗。我们回到西安后，第一件事就是与招待所商量彻底处理虱子，免得将虱子带回长沙。我们非常感谢招待所的配合，可能对他们来说这也是“轻车熟路”。回来后，我如实地向肃反办公室汇报，认为经过我们多方调查，那位“历史反革命”的交待均经核实，无不实之处。不料我被认为“右倾”，因而离开了肃反办公室。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