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点击看）

二·南湘雅点滴 （本文）

刚到湘雅我不免有点失望。湘雅名气虽大，却是一所袖珍型的学校，学校的主体建筑只是一幢四层的“福庆楼”，福庆楼是为了纪念颜福庆先生而命名的。另外有一个解剖楼，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一个“求真舍”。求真舍是女生宿舍，男学生都住在福庆楼的四楼，另外还有个食堂。“既来之，则安之”，倒是要警惕不要弄不好给退了学。

说湘雅厉害，果然名不虚传。那时没什么开学仪式，开学就开始上课，在上课前一天下午生物学老师派人送来一张用英文打字的通知，告诉我们要自习生物学教材从某页到某页，一共25页（assignment）。那时湘雅用的全是美国教材，上课、考试、记笔记全用英文。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哥哥是湘雅毕业的，所以来湘雅前他问他哥哥要如何记笔记，他哥哥说“老师讲的都是重要的，所以老师讲什么你就记什么，老师说‘他妈的’，你把‘他妈的’也记下来”。虽是笑谈，说明当时非常重视记笔记，从笔记中至少可以看出老师所看重的内容的梗概。一年级学生对在大学里应如何学习是没有概念的，我们也从来没接触过英文教科书。所以一看要自学25页书全都紧张起来，立即开始准备。困难的是，很多专业词汇我们从未学过，只好边查字典边看书，边看书边查字典，等到基本上弄懂内容已经是次日凌晨两点了。上生物课时，教授领着他的副教授、讲师、助教们和大家见面，然后发给每个学生一张约12×12cm²的小纸片，宣布进行5分钟的测试（Quiz），要大家注意听，题目是用英语口述的，不再复述。意思是没听清或没听懂算你倒霉，结果大多数人得了零分。这样连续考了三天给了个“下马威”之后，教授宣布考试成绩作废，从第4次起以后每日的考试成绩正式记分。其他各门课也基本上都是这样，每日必考。所以在湘雅我们已记不清到底经历过多少次考试。可以说在一个学期之中，时时均处于备战状态，没有什么特别放松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紧张的时候。俗话说“机会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种“时刻准备着”的训练可能是有帮助的，可以培养“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不过学生们也懂得“弦绷得太紧是要断的”，每日晚饭后我们都到湘江边走走，回来接着看书，有时星期六也去看看电影。

湘雅老师的授课也各有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照本宣科。有一位教微生物学（那时叫细菌学）的教授，英语讲得非常棒，我们很想听听他讲细菌学的具体内容。但是整整一学期我们都没听到任何细菌学的具体内容，而是听了一学期的英语故事。他讲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的生平，讲巴斯德如何治学，如何进行研究，如何发现，如何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至于细菌学这本书，全要我们自学，考试照考。实验则按照实验指导照做，一样的考试、考察。我们觉得很有收获。在湘雅我们学会了自学，学会了自己去发掘知识，学握知识，从自学中学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湘雅的考试也注意启迪思维，不强调死记硬背，尽管医学方面有许多需要记忆的内容。我印象较深的有几件事，有一次在比较解剖学（comparative anatomy）的考试中老师出了一道题，大意是有一条蚯蚓，多少公分长，用注射器从其背静脉中注入一个小颗粒，题目告诉了我们这个颗粒的直径，问这个颗粒在蚯蚓的血管中会如何流动。不少同学把蚯蚓的循环系统都正确无误的背了出来，指出这个颗粒的流动路线，结果全得了零分。如果考虑到颗粒的直径较大，流到微细的腮静脉处便被卡住者，统统得100分。另一次是在考神经解剖学时，老师出了一道题，大意是某某在路上遇到一个熟人，某某给熟人打招呼，叫出他的名字并说“您好！”。要求学生把从辨认熟人、记起名字并打招呼的整个神经活动过程描述出来。还有一件就是在某年级组织学考试时，教师将输尿管翻转，粘膜在外，浆膜在内，管腔中灌入横纹肌，做成切片，让学生从显微镜下辨认组织。

我在学习定性化学时的一次实验考试，终生难忘。考试内容是老师给每个小组（每组三个人）一管液体，要求学生分析出其中含什么物质。考试从下午一点钟开始，一直考到晚上十二时。我们那组拿的是一管无色透明液体，我们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从第一组“银”分析起，一直分析到所学的最后一组，最后发现其中有铁。三个人一致认定后填了报告单，签上姓名、学号，交给老师。老师看后摇了摇头，说“太可惜了”，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0”。我们都很自信，怎么会错了呢？我的两位伙伴要我和老师交涉。我对老师说：“我们确实测出其中含铁，如果你不信，我们可以再测你给的原液给你看。”老师摇头不同意，我又说：“要不，您可自己测一下看有没有铁。”老师说：“实话告诉你们，我给你们的是一管双蒸蒸溜水，里面什么都没有。”我说：“您不能完全排除该蒸溜水未受污染，我想从您取水的原装瓶内再取水检测有没有铁。”这时老师犹豫了，沉默约2分钟后提出检测由他自己做，如果无铁则我们下学期的定量化学分析实验也算不及格，问我们同不同意。这个条件非常苛刻，三个人商量一下一咬牙同意了，并反问老师如果有铁怎么办，老师笑而不答，大概是认为不可能吧！岂料检测之后，有铁的反应赫然出现，这回轮到老师傻眼了。我们齐声问“怎么办？”老师也挺幽默，说“加十分”，然后拿起笔来在原来的“0”前面写上阿拉伯数字10。

从前面的这些点点滴滴看，湘雅的这种强调自学，注重启迪思维，坚持常备不懈，鼓励自信的教学思想，实质上是体现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思想，比“满堂灌”、“照本宣科”、“死记硬背”强多了。1983年我到加拿大、美国考察医学教育时，在美国伊利诺州的Springfield，一位教授指着墙上的格言对我说：“我们现在进行的以问题为中心（PBL）的教育改革，其指导思想就是从中国学来的”。我一看墙上贴的正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过译成了英文，我不由又回想起当时湘雅的教学。

当然，在湘雅的教学活动中也出现过一些“莫明其妙”的东西。在我自己身上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们那时的物理学要学两门课，一门是“达夫物理学”，另一门是应用物理学。在“达夫物理学”的期末考试后，我接到通知说我考试不及格，需要在下学期开学前补考。我怎么也想不清楚为什么会不及格，因为考试后我自己觉得考得还不错。但当时不允许查阅试卷，只有接受补考，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补考。下一学期开学后不久，一位广东同学才告诉了我其中内幕。那时湘雅有个广东同乡会，物理老师也是广东人，所以他们时不时地在一起交流，聊天。在交谈中那位老师告诉我这位同学，说他作了一件对不起同学的事。原因是那时他正失恋，情绪不好，在评阅物理试卷时，采取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方法，即在地上划两条平行的横线，把试卷放在地上，然后用脚一踢，根据试卷分布的地点来决定分数。试卷被踢落在两条线之间的为60～80分，落在离脚较远的那条线以远的为85分，未超过离脚最近的线的统统不及格，我的试卷就有幸没有过最近的线。以后那位教师辞职到西北某校任教去了。

那时学生给老师的印象非常重要，如果有老师看你不顺眼，给你评59分，你就惨了，如果有3个老师联合起来，三门课全给59分，就非退学不可，让你“螃蟹夹鸡蛋”，连滚带爬。我们班有位女同学，不知为什么惹得老师看不顺眼，评了个59分，很多同学都到老师家里为那位女同学求情，终于感动老师，加了1分，也避免了接踵而来另两个59分，后来这位同学成了一位很优秀的儿科医生。

湘雅并非一切都好，我想这很正常。往事如烟，回想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

湘雅的教学并非只注意课堂和实验室，也注意其他方面的训练。我记得我们入学不久，老师就带我们参加“求真读书会”。“求真读书会”的主体是全院的教师，主要内容是介绍新的知识、交流心得、经验、进行讨论，学生们参加主要是听，可以提问，也鼓励发表意见。我们听着教师们的高谈阔论、相互争论觉得很有意思，很受启发，关键是体会到一种学术民主的气氛，学习到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争论不下得不出结论时如何存疑并进一步思考。真是受益匪浅。我甚至觉得，即令是现在，对“求真读书会”也还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那时病理解剖（尸检）比较多，多在晚上进行。只要有解剖，老师就会派人通知我们前去观看，同学们都非常愿意参加，而且决不耽误第二天的正常学习。如果有临床病理讨论会（CPC），同学们更是趋之若鹜，座无虚席，去晚了的就只能站在门外。我读的是七年制，基础课比较多，例如比六年制除多了应用物理和理论化学之外，我们还多了一门遗传学。除了上课、做果蝇遗传实验外，老师特别安排了一个读书讨论会，每周一次，时间安排在晚上，由同学们轮流用英文主讲，然后进行讨论。老师也亲自参加。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到了寒暑假，对不回家的学生学校还会安排一些勤工俭学的项目，如从事卫生防疫注射，到各科实验室打工为下一学期的实验作准备，到病房作护工早期接触临床等等。

从表面上看，湘雅的功课很紧，压得学生几乎透不过气来。湘雅的学生似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长沙的高校中被认为是最不问政治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形势越来越明朗，湘雅地下党的活动也显得卓有成效。在湘雅，信基督教的人很多，有“基督徒团契”。在学生中则出现了“生活团契”，虽云“团契”但与宗教无关。除“团契”成员的活动外，“生活团契”特别注意帮助困难和有病的同学，做公益的事情。湘雅学生中有不少人音乐素养是较高的，于是便出现了以这些人为骨干或对象的“湘雅民歌社”，吸引同学们参加民歌社的活动。民歌社除演唱或教唱一些哙炙人口的民歌，如王若滨的“大阪城的姑娘”等等，也教唱一些同学们从来没听到过的歌曲，如“山那边哟好地方”，“兄妹开荒”、“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这些歌曲“心照不宣”地在同学们心中激起美好的涟漪。“生活团契”还帮助一些同学获得几本地下发行的小册子，我记得一本是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一本是“中国向何处去”（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书，给我的是全新的感觉，觉得豁然开朗，思想上进入了一片新天地。记得有一天我们忽然得到通知说陈明仁（当时是长沙的警备司令，还没有明确要起义）的部队可能会要来搜查，于是我们赶忙把这些书藏在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躲过了一劫。那时，白崇禧的部队已经退到了长沙，满街都是白崇禧的兵。在一次长沙市地下学联发动的游行中我们学校的一位同学遭到了白崇禧的兵的殴打，激起了同学们极大的义愤。我记得同学们在当时的“小礼堂”（其实就是一间较大的教室）里辩论了一夜，内容就是要不要罢课抗议，经过仔细权衡，最终决定不罢课。不久，白崇禧的部队向衡阳方向撤退，同时风闻长沙有可能和平解放，即程潜、陈明仁有可能宣布起义。这时一部分同学离开了学校，但相当多的同学留了下来，迎接解放的准备加速了，人们的心情是紧张、兴奋、激动、在黑暗中对黎明的期盼。一些同学在未完工的病栋楼下的一间房间里准备着为解放军服务的药品，我也参加了这个活动。学校宣布了成立护院队以保护学校和医院的安全，留校的同学都参加了护院队，我们站岗、放哨、晚上巡逻，武器只是一根木棒，但总比徒手强。终于程潜、陈明仁通电全国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解放军定于1949年8月4日晚上入城。当时医院唯一的一部汽车是（作为“救济物资”给医院的）救护车，几个同学带上药品准备乘这部车前往“东屯渡”迎接解放军入城，我已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使我也有幸坐上了这部车，成为最先迎接解放军的人之一。到了“东屯渡”，把车停在路旁，眼前是一片难得一见的历史景象。一边是雄纠纠、气昂昂地胜利入城的解放军部队，一边是垂着头鱼贯出城等待整编的陈明仁的部队，两侧是不断鼓掌欢呼的迎接解放军的长沙群众，热闹非凡但秩序井然。“天亮了！”真的“天亮了！”回到学校以后，由于彻夜未眠，倒头便睡着了。突然一阵机枪扫射和爆炸的声音惊醒了我们，随后才知道是国民党的飞机来进行了扫射和轰炸。我们发现福庆楼的一个屋角已经被打坏，现在卫生厅前的马路上也被炸了一个小坑。看来投下的炸弹很小，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又过了两天，我们得到通知，解放军南下支队欢迎我们去看看，这次我们还请了一位老师一道前往，支队派了干部、战士带了马匹在约定地点等我们。我们几个人都是生平第一次骑马，我骑的那匹是一匹子马，它妈妈一跑它就跟着跑，还好我没从马背上掉下来。在那里看的伤病员中一位是皮下有弹片，另几位多是疟疾或血吸虫病。我们正在和支队长、政委聊天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又来了，支队长说“我们的高射炮已运到了，我们到外面看看去”。只听得高射炮发射炮弹的阵阵轰鸣，炮弹在天上炸开成一朵朵烟云，飞机在上面飞，炮弹在下面炸，飞机不敢低飞，炮弹也打不着它。飞机转了几圈飞走了，以后再未来过。在南下支队，我们看到了干部战士之间的融洽，官兵之间的平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吃了几天小米稀饭了，由于粮食还未运到，长沙又是新解放区暂时不便购买粮食，所以只好省着吃，过几天粮食就会运到，支队中的干部也将逐步分配到各地去工作。结合我们了解到解放军进城以后街头露宿，绝不扰民，我们真是感到心灵上深深地震撼。过了几天，支队长请我们看解放区的歌剧，并向我们告别。歌剧的名称是“白毛女”，这是我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教育。不久，人民政府派人接管了学院，我们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学校回到人民手中以后，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政治学习，改造我们的思想，树立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老师们也和我们一样，经历着逐步深入的思想改造。解放几个月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开始在学校中建团，我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并在团内担任了一定的职务。解放初期由于形势的需要政治运动很多，当时党在学校内尚未公开，所以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担负了更多的任务，接受了更多的锻炼和培训。我除了一般的政治学习外，参加过团干部的培训班，省委党校的党课班。在毕业前参加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如思想改造运动，为支援抗美援朝而进行的参加军干校运动、镇反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细菌战运动等等。由于我曾是学生会主席，在参加土地改革时我甚至担任了土改工作团的副团长，可见当时干部的缺乏，也可见党对青年学生的信任。参加军干校运动，对于年轻学生来说是解放以后第一次深深触及灵魂的运动，一方面是自己所热爱的专业，将来作一个好医生的憧憬；另一方面是国家处于危急关头，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接近鸭绿江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孰轻孰

重，如何抉择。一旦参军，生死难卜。人人都经历着一番严酷的思想斗争。没有极大的爱国热情，没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是很难下定报名的决心的。一些同学彻夜难眠，有的同学走到报名地点又退了回来，然后又再次走向报名地点……。经过反复的爱国主义教育、动员，最终绝大部分同学都报了名。当然，积极份子们都是首先带头报名的。报名以后，大家都等待着批准、成行。不过很久都没有消息。后来传来指示说，由于医务人员缺乏，对医学生只是进行教育，决定医学生不参加军干校，结束了这次运动。接下来就是全国规模的大捐献、捐钱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真是如火如涂。河南的豫剧名艺人常香玉一个人就捐了一架米格15飞机，在我们学校里也是热火朝天，有的同学把父母留给她“防身”的金项链、金戒指也捐了。我没有钱可捐，我想到我可以利用上街擦皮鞋挣点钱来捐献。所以我就利用星期六下午、星期天上街擦皮鞋，人家知道我是为捐献来擦皮鞋的，所以挺照顾我。我把这些钱全捐献了，尽我一点心意。直到现在我擦皮鞋还是有一定水平的。

参加土地改革，对于我也是一次极重要和深刻的锻炼。虽然在抗战时期我也在农村住过，但对农民的疾苦、地主的剥削，我的体会极为肤浅，也没有什么正确的认识。我们参加土地改革，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干部缺乏，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使师生受到教育和锻炼，所以有一部分老师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到达地区以后，先由地区的领导干部对我们进行培训，详细讲解土改法和土改政策，讲解各种注意事项。由于我们将要去的地点匪患还未完全肃清，所以也特别要求我们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注意及时反映情况、动态。譬如要求我们在走夜路时，打开手电筒时灯光不能放在胸、腹部或其附近，以免遭到枪击时被击中要害。而应是轮流用左、右手持手电筒平举使离开躯体一臂的距离，使射击者瞄不准躯体部位（那时没有夜视装置）。又如不要到不了解的房舍里去问路等等。我们学习了七天之后就开始下到预定地点。我和几位同志分配在区土改工作办公室，其余同学分组下去发动群众。土改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要求做到“三同一片”，即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这对于长期在城市里生活的师生确实是一种极大的考验。我们要去“扎根”的农民都是苦大仇深的最穷、最受压迫剥削的农民，有的人家冬天全家只一条破棉裤，谁外出就由谁穿。我曾在一户贫农家住过，下雪天他晚上仍然睡破竹簟子。由于穷，晚上睡觉把衣服全脱光，免得因睡觉磨坏了衣服。我可不敢全脱光，仍然穿着背心、裤衩睡觉，可是竹簟子实在凉，冷得睡不着。好不容易把睡的地方用体温使它变暖了，一翻身又是冰凉彻骨。那时还没有“分果实”，没有吃的，用“擂茶”充饥。所谓“擂茶”可与现在的擂茶不一样，只是放几粒米、几颗豆子、几片烂菜叶子、煮上一大锅水，就算“擂茶”了。他们不刷牙，也不漱口，看到同学们用牙膏刷牙，他们提出质疑，说国民党的官和地主用牙膏刷牙，为什么你们也和他们一样？为了减少隔阂，我们也管不了卫生和习惯问题，只好通知大家一律不漱口不刷牙。那时召集农民开会是十分困难的，他们没有准时的习惯，往往人到得差不多了就已经是半夜了，等到会开完就已经天亮了，白天还要接着干工作，实在是疲劳不堪。农民兄弟看在眼里，再开会时一位农民对我说：“你实在太累了，抽口烟提提神吧！”说着把长烟袋在火塘里叭了叭，用手擦一擦烟袋嘴，然后递了过来。我心想不抽不行，不抽的话他会认为我嫌脏，影响“三同一片”，影响感情和工作，只好硬着头皮接过来吸了几口。事后，我想还不如学当地干部也抽“喇叭筒”，免得再抽他们的烟袋。于是用两毛钱买了些烟叶，用剪刀剪成烟丝，卷起喇叭筒来，开始了吸烟。所以以后提到我的吸烟坏习惯时，我常自嘲地说：“这是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

我除了在土改工作办公室工作外，还要经常到各组去了解情况，听听同学们的意见，传达区土改工作委员会的意见，还要考虑建团的问题。那时是下雪天，我们和当地干部一样，都是穿草鞋赶路。雪融化后路上非常滑，农民兄弟告诉我穿鞋底编有竹根的草鞋可以防滑，我买了几双试试还真是不错。有一次我到一个离土改办比较远的地方去了解情况，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顺着电话线去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我顺着电话线走了很久才到。等到办完事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往回走的时候因为看不清电话线，不幸迷了路。当时又不敢去问路，正在为难之际，忽然看到有人骑马过来，走近一看原来是区土改办的通讯员，我说明了情况，他说：“我现在要送一个紧急通知，没有办法送你回去，你看怎么办？”那时刚下过一场鹅毛大雪，晚上走的人也不多，我问通讯员来的时候路上有没有行人，他说：“没有碰到任何人。”我说：“那我就顺着你的马蹄印回去”，他说：“那倒是个办法，路上你小心。”说完他匆匆走了。就这样我边走边找马蹄印，好不容易赶回了区土改办，赶到时已经是次晨三点了。

当地的土改干部都有枪，区委书记是老革命，有一把德国造的20响，区长也有一支驳壳枪。其他几个土改干部都是背的三八大盖。我们则只有一个土改工作团的符号。我们工作团有一个同学很羡慕他们有枪，很想背上枪“神气”一下。有一天他和一位当地干部私下打交道借他的枪背一天，那位干部同意了，并且教给他枪如何使用，要他千万不能乱开枪。他高高兴兴地背着枪出发了，那知事有凑巧，正在他赶路时，忽然发现不远处一只大老虎正凝视着他，这一下吓出他一身冷汗，赶忙取下枪对准老虎。老虎没往前走，他也不敢开枪。怕万一一枪打不死老虎，后果不堪设想。就这样双方对峙了几分钟，幸运的是那只老虎竟然掉头走了，其中原因就不得而知了。究竟是老虎已经吃饱，还是老虎不主动伤人，还是老虎有经验知道枪的厉害，总之“有惊无险”实在是万幸。我想这位同学恐怕也是终生难忘。

“反霸斗争”开始不久，还没等到“分浮财”、“分果实”、“分土地”，我们就奉召回院参加“三反”、“五反”斗争了，我们又进入一个新的运动。

说起参加反细菌战，现在回想起来颇有几分滑稽的味道，或者说有点象一场滑稽的闹剧。据说是国民党的飞机在湖南某地投下了一些化学品和“细菌弹”，卫生行政部门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去参加反细菌战。学校接到紧急通知后组织了两个年级的学生去参加，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年级。我们上午接到通知，学校给我们每个同学注射了一支防鼠疫的疫苗，发给我们全年级500片磺胺嘧啶，下午二时我们就出发了。等我们赶到预定地点，民兵已经封锁了“疫区”，只准进，不准出。我们的领队是卫生系的一位老师，他暂时留在封锁线外，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也留在封锁线外。当时天气很热，我们这些学生全是短衣、短裤，没有任何防护装备，甚至没有消毒药品和设备，完全是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就这样雄纠纠地跨过了封锁线，进入了这片未知的天地。进去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先摸清真实的情况。经过广泛的调查，敌机并未投掷什么“细菌弹”，我们也未发现什么异样的容器或疑似“细菌弹”的弹片，也未发现有人发病。敌机只是投下了一些彩色的传单和肥皂、糖果之类的东西。说也奇怪，有的村民接触这些传单后出现了手臂奇痒和明显的淋巴管炎。我们取了些样品送到封锁线外化验，没有化验出什么毒物。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发动村民用筷子收集这些传单，集中焚烧。既然没有“细菌弹”，另一个年级的同学就撤回了，只留下我们年级在该地坚持。我们的任务转为发动和指导群众搞爱国卫生运动，并进行防疫注射。为了不留下死角，我们拟定好计划，一个村一个村的进行，有一天到达一个村时，村民告诉我们昨晚老虎到他们村吃了一头小牛，并给我们看了被吃剩的小牛的尸体和老虎的脚印。等到我们完成防疫注射，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但我们必须返回驻地。村民劝我们不要走，遇到老虎太危险。我们说我们人多，不要紧。村民还是不放心，给我们扎了一个火把，并告诉我们老虎怕火。我们点上火把就出发了，在路上我们一路唱歌壮胆，一边用手电筒光四处乱照，高高兴兴地回到了驻地。在该地我们工作了一个多月后回到了学校。回到学校后同学们对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不敢跨过封锁线，而只让我们去“冒险”意见很大。但我们自己感到自豪和幸运。

如果说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也有偶象的话，大家的偶象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保尔·柯察金。在这段时期中我们除了努力作好工作外，还一定要学好专业，取得优秀的成绩。当时的看法是，如果你学习成绩不好，工作作得再好也是不能服众的，在同学中也是没有威信的。在我最紧张的时候，我要念书，要做学生会和团的工作，还要在护校等处担任兼职教师以瞻养我的父亲，我仍然要保证我的学习成绩不能落在别人后边。在这段时间里我也进一步体会了湘雅的“严谨”作风。湘雅素以“严谨”著称，我体会“严谨”不仅要求办事认真、一丝不苟，“严谨”还必须实事求是，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精神。“严谨”决不是生硬刻板，更不是一成不变。我们从一入校起，就受到“严谨”要求的训练，例如在生物学实习课时，绘图所用铅笔必须是“6H”的，对明暗程度的表达必须用小圆点的密集程度来区分，不能用线条。画出来的点必须是圆形的而不能是三角形或多角形的，这就要求铅笔必须削得合乎要求。又如学生上手术台前必须先练习打结，打出来的结必须是平结，不能是“滑结”，如每分钟连续打结数低于60个是不准上手术台的。对拟参加的手术必须熟悉手术的步骤，对拟担任的角色（如主刀、第一助手、第二助手）必须熟悉其职责，不能不尽责或超越职责范围等等。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时我刚参加完长沙市第一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回到学校，病理学教授潘仕宬派人喊我到她办公室，告诉我第二天要举行病理学期中考试，要我必须参加。我说：“我刚在外面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团代会，这个星期没有听您的课，您看是否可以明天不参加考试，以后补考。”潘教授说：“不行，你是学生，你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你可以参加政治活动，做社会工作，但你应该把两方面都安排好，不能顾此失彼，你没有理由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而放松学习，更不应该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而要求老师对你降低要求标准。我想你是可以克服困难的。”我说：“我明白，谢谢老师。”当天晚上我开了一个通宵的“夜车”，自学了未听课的内容，第二天照常参加了考试。事后，潘教授在一次会上说：“这样的学生可以做干部。”潘教授对自己也非常严格，非常敬业。以后在一次做学术报告时，由于意外造成股骨颈骨折，她硬是忍着剧痛，坚持到做完报告才去看病、治疗。

现在回顾湘雅的点点滴滴，我十分感谢我在湘雅所受到的教育，在这里我学习了科学知识，特别是湘雅“授我以渔”。更重要的是，在学生时代我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思想，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明确了自己前进的方向。虽然我暂时不能入党，我仍然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即使终生不能入党，也应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历经磨难而始终未改初衷，从未动摇过信念或者迷失方向，三十年后仍然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能为病人冒极大风险，为什么明知自己要吃亏而仍然坚持原则的原因。我一生为人处世，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党的原则，“只留清白在人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