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老来惟好静，万事不关心”是一位古人的心态，“一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体现了苏东坡的豁达。人老了，不能只是等死，在头脑尚未糊涂、手脚能动的时候不妨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事情。时间宽松了，在工作之余回首一生的轨迹，也未尝不是一件韵事。在有心人的劝导下，我信手拈来，写成了这本小书。有丰功伟绩者立传，无大作为者也不妨留点痕迹，便于世人评说。书名“惊回首”，是取毛主席词“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之意。书中不免涉及一些人和事，但我不想伤害任何人。因为我有被人整的经历，却无整人的本领与心思。只是娓娓道来，记实而已。敏感之处，我都一概回避，不愿涉及。那些事我将带去见马克思，勿使留存。如果尚感唐突，只好请求见谅了。阅者如果认为不堪入目，当是意料中事。如果有人能耐心看完本书，倍感荣幸。如果觉得尚有某些可取之处，那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了。

徐启明

2007年10月

目 录

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二、南湘雅点滴

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四、得遇明师

五、创业维艰，未雨绸缪

六、“不为牛后”

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八、路途坎坷

九、十年浩劫

十、“长恨此身非我有”

十一、“花甲”以后

惊 回 首

兼及临床思维

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很多人都有一个美好的童年，不过我的童年却是比较苦涩的。据说我出生在湖北武昌，我出生时正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包围武昌的时候，我出生的时辰是早上，当时可以同时看到月亮和初升的太阳，所以我姐姐建议给我起名为明。因为我是启字辈，所以叫启明。在我之前，我母亲生了六个子女，但只留下我姐姐和我哥哥，其余的都夭折了。为了“避免”我长不大，我母亲给我起了个小名叫“箩生”，喊我时叫“箩伢子”。意思是我是箩筐生的，比较贱，希望藉此我可以平安长大。等到我上小学时，我觉得“箩生”太难听，自作主张改成了“罗生”。我哥哥比我大16岁，在我出生的第二天我姐姐生了她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甥，我们两甥舅的年纪只差一天，但辈份差了一辈。当时家里穷，父亲无所事事（美其名曰“赋闲”），靠母亲洗衣、姐姐刺绣、哥哥卖油条维持生计。不得已姐姐早早嫁了人，我哥哥为了找出路投了军，以后凭借他的努力考上了黄埔军校……走上了一条他自己也未曾预计到的死路。

到我快满一岁时，我伯父给我父亲在南京找了一份小差事，所以我们举家迁往南京。对这段时间我没有什么记忆，只记得大概是我一岁多时（我已可以走路了），我母亲为了做事时无后顾之忧，用一根布带子把我的踝部拴在方桌腿上，以布带的长度为半径便是我的活动范围。后来我哥哥也到南京工作，我记得在我哥哥结婚时我姐姐特地回娘家祝贺，很遗憾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新娘子与我姐姐和妈妈闹起了矛盾，我姐姐只好带着我和妈妈到她家住了约半年之久，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家庭不睦带来的痛苦。我母亲是个非常慈祥、大度、克己的人，是个尽管自己不宽裕也尽力周济别人的人，我不明白嫂嫂为什么要和她产生矛盾。我总记得由于这种矛盾以及“制裁”，我和妈妈在每个月底总有几天只能光吃红薯，我的衣服也大多是向亲戚家讨来的，看到邻居家的和睦气氛，我总是十分羡慕。也许就是这些，促使我从很小就暗下决心，一定要“争气”，。要让妈妈以后过上好日子。我母亲虽然只是一个一般的家庭妇女，但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很早就开始教我识字，等到我上小学时，我已经认识约500个常用字了，而且已经会背九九乘法表。所以上小学后未感到什么困难，为我在每学期均取得第一奠定了基础。

我记得我就读的小学叫小西湖小学，是一所平民化的学校，学生中绝无达官贵人的子弟，同学间相处都比较好，教师也很尽责。我较早就已经开始了课外阅读，当时国内作家对儿童影响比较大的是冰心的作品，翻译的作品中则首推“爱的教育”。这些作品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从这些作品中找到慰藉。我念小学时，我的费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如果我想买一本课外读物或一支好铅笔，我就必须从给我买早餐和中餐的钱中省出来，所以常常我早餐、中餐都只吃一个烧饼。另一件印象较深的事是，我哥哥养了一只小狗，名叫“克咪”，黑白花、卷毛、大眼睛，很漂亮。这只狗非常聪明，会握手、站立、打滚、作揖等等，它和我的关系特别好。它似乎有时间观念，在我放学以前它就在校门口等我，我放学后它就啣着我的小书包一起奔跑回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年我十岁。在日本飞机对南京进行了第一次轰炸以后，我离开了南京，踏上了“逃难”的路程。这次我是随父母辗转来到我姐姐家。我姐姐住在鄂西山区，山区没有学校，所以我只好进入私塾念书。在私塾中念的是“论语”、“幼学琼林”、“左传”、“古文观止”之类，要作文言文。到现在我还记得“幼学琼林”的第一段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左传的第一篇则是“郑伯克段于鄢。”在私塾中我也有我的优势，因为在文言文方面我可以很快赶上去，而另一方面我算是见过世面的，数学、历史、地理、自然、时事等都是私塾中的同学未曾学过的，我可以作为老师的助手教他们。所以在同学中我很快就站稳了脚根，并且相处得很好。那时念私塾是寄宿的，我很快也就适应了寄宿的生活。经过逃难的奔波，我母亲一直感到身体支持不住，到达我姐姐家时就基本上卧床不起了。但乡间缺医少药，只能找“郎中”开几个药方，吃几副中草药，勉强捱着。在我念私塾不久，有一晚我突然怎么也睡不着，对一个十岁多的孩子来说，“失眠”实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但那晚我就是失眠了，而且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慌。到天刚刚亮，来报信的人到了，说我的母亲已于当日凌晨去世。到现在我也不能解释这种“心灵感应”现象，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并非听来的传闻。母亲的去世，对于我不仅是晴天霹雳，简直是山崩地陷，天塌了下来。我十岁多就不得不考虑何以自处，我虽然住在姐姐、姐夫家，但毕竟是“寄人篱下”，这种滋味并不好受。自此以后我必须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照顾自己，自己督促、鞭策自己。梦想早日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随着一些地方的相继沦陷，一批逃难的教师汇集到当地，于是当地“士绅”藉此机会利用这批教师资源办了一个初级中学，取名“清江中学”。我姐夫决定让我去试一试，如果还好的话，就让他的大儿子（我的外甥）也去念这个中学。所以我报考了这个初中。也许是因为教学水平不高，也许是当地学生水平太低，每个学期我都是得第一名。按照学校规定，我获得奖学金。这使得当地“士绅”很不开心，他们不高兴的是为什么奖学金总是给“外地人”得了。由于日本飞机对县城的地毯式轰炸，学校被迫搬到了乡下的一座庙中。在那里生活非常艰苦，而且军训教官非常刻薄，每次吃饭都是蹲在地上吃，只给5分钟的时间，时间一到，哨子一吹就不许吃了。我们很想报复一下教官，刚好教官住在我们卧室的楼下，我们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我们住的房子漏雨，每逢下雨我们就只能把地铺挪开，用脸盆接漏下来的雨水。我们想这倒是个机会，大家合计好安置了几个脸盆接水，把正对着教官床铺上方的地板撬开几条缝，然后踢翻脸盆，水全倒在了教官床上。教官怒气冲冲上来查问时，我们一个个装得睡眼惺忪，表示十分抱歉睡着了不小心把脸盆踢翻了，要是房子不漏雨就没有这个事了。教官只好悻悻而去。为了改善生活，我们常常在星期天下河摸鱼，然后到老乡家中去弄一顿鱼吃。在初中阶段，比较令人高兴的是我通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有时绘声绘色地给人讲讲书中的内容。

我初中毕业后，正值春季，没有学校可考。这时我原来读私塾时的塾师已经成为了小学校长，他喊我去做了他的义务助理，改改作业、教几堂课，另方面我自己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这时我哥哥在重庆工作，同意我到重庆去读书，所以我和我父亲取道三斗坪由川江直上到了重庆，在重庆我考取了中央大学附属高中（青木关校），从第二学期起我也取得了奖学金。

1945年，“小日本投降了”，同学们都沸腾起来。那时我正在重庆上高中，我的同学绝大部分是“逃难”或“流亡”来的学生，是一群经常唱着“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芬芳……”的人，用重庆人的话来说是“下江人”。这些年轻人八年来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历经艰难困苦。虽然弦歌不辍，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夹有砂子、老鼠屎、稗子的“八宝饭”，时不时还要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如今看到了回家的希望，如何不兴喜若狂！有的同学已经开始摆地摊准备卖掉那些虽不值钱但又带不走的东西，有的同学在准备结伴返乡。不由令人想起杜甫的有名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便从巴峡穿巫峡，直下襄阳向洛阳。”可以走的，有能耐走的渐渐都走了，只剩下那些一时还不能走的人。我因为要到第二年才能高中毕业，所以有幸在重庆多享受一下那多雾、多雨的天气，多几个一杯茶泡一天茶馆的星期天。第二年夏天，我和一班同学乘长途汽车取道秦岭到陕西宝鸡，再从宝鸡转陇海铁路回南京。在路上男同学们尽量摆出一副绅士样子俨然以保护人自居，例如晚上停车休息，穷学生住不起旅店，便在车站集体睡地铺。大家和衣而卧，让女同学睡中间，男士们在周围团团围住，形成保护圈，男学生还轮流警戒。到我们五十年后重逢时，大家还兴高采烈地谈到这件事。在经秦岭去宝鸡的路上，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一提，那时学生们也知道必须和司机搞好关系，竭尽所能把司机待作上宾。司机也因而偷偷告诉我们，说那条路上常有“带枪的人”进行抢劫，一般坐吉普车来先围着客车兜两圈走开，再在合适的地方下手，要我们注意。果然第二天下午出现了一辆所说的吉普车，在它走开后，几个男同学赶快商量对策。我突然想起汉代陈平的故事，陈平在过江时发现艄公想杀他劫财，他故作镇静解开上衣让江风吹拂，让艄公看清他身上没带金银，免除了一场灾祸。我说我们何不到时唱歌，告诉他们我们是“丘九”，没有钱。大家都说妙，过了约20分钟，又看到那辆车向我们驶来，这时大家一起唱起流亡三步曲来，这辆车与我们擦肩而过，只听有人骂道“妈的！一群穷光蛋”，这时司机也称赞我们这招高明，至少少了很多惊吓。到了宝鸡，几经交涉，我们坐上了陇海路恢复通车的试运行列车，在有些地段这车的速度慢得可以让你跳上跳下而不必耽心追不上火车，在有的站一停就是一两天，就这样走走停停，我终于到达徐州，再从徐州回到南京。我们有一位同学是徐州人，所以部分同学又在徐州停了一天，逛了一趟云龙山。

高中毕业了，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也算是一件大事，但是今后的路如何走，却又各不相同。梦想归梦想，现实是现实。五十年后我们重逢时，有人是专家型的部级干部，有人是总工程师，有人当过厂长，有人是总编但又当过“极右派”而且是上过报纸的风云人物，有人是教授，也有人是一般教师。有人“孤芳自赏”，写了一首王安石的诗与我共勉。诗云：“一径清幽四座凉，残阴余韵兴何长，人言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烦君惜取根株在，乞与伶伦学凤凰。”诗虽是古人的，但老来心境跃然纸上，令人感佩。五十多年前我究竟打算学什么，一时拿不定主意。从兴趣来说，我比较喜欢文学。我和一些同学都受到一位老师的影响。这位老师很特别，从来不按“国文”课本上课，而是从“卿云歌”、“击壤歌”讲起，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一路娓娓道来，介绍其精华，“借古喻今”，引人入胜。而且这位老师不拘形迹，没有派头，同学们都喜欢他，也因而爱上了文学，都可以写上那么几句。过了很多年我们才知道他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当时我们没有几个人敢去学文，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学文的人将来可能“有上顿，没下顿”，生活没有保障。我父亲曾希望我学法律，将来做律师，但是我不愿意。理由有二，一是在一个连茶馆里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社会里，法律有什么用！二是当时我对律师的看法很“糟糕”，我认为他们缺乏良知，“有奶就是娘”，只要给钱，坏的可以说成好的，死的可以说成活的，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的很多同学都已决定学工，我想我也随大流吧！正在我举棋不定之际，我有一个堂姐夫从德国回来，到了南京。他原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考上了公费去德国留学，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能按时回国，所以在德国呆了十几年，回来时已经是一位学有所长的冶金方面的专家（解放后他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之一），所以，他的到来给了我一个极好的咨询机会。我没想到，竟然是他决定性地影响了我的抉择。他说：“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里，学工有什么用！你看我从事冶金这么多年，回来竟没有用武之地，现在被安排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只能坐坐办公室，处理一下救济物资，我以前想学医，家里不同意没学成，如果我当时学了医，现在不会这么被动。你是不是考虑一下学医。”他的话使我想起，我的母亲就是因为逃难到乡间缺医少药而在我十岁多的时候离开了我们，我自己也是因为缺医少药而连续打了三年“摆子”（疟疾）。在自己的经历中也看到好医师总是受人尊重的。我又想起“若由己饥由己溺，不为良相为良医”之句，不谈什么“伟大”的理想，当了医师至少不会饿肚子。就这样，我决定了学医。当时考大学不是全国统考，而是各大学自行招生。当时医学院比较有名的是“北协和，南湘雅”，东边有上医，西边有华西，在南京还有一个中央大学医学院。刚好在南京有个湘雅的考点，我就报考了湘雅。另外还得采取点保险措施，如果考不取湘雅还得有地方去，所以我又报考了江苏医学院，我记得是在镇江考的。放榜以后倒让我为难了，因为在江苏医学院我考了前五名，学校提供奖学金，只需读五年，而湘雅医学院根据张孝骞院长的意见办七年制，我被录为第一批七年制学生。这时有一位曾在湘雅读过书的老邻居的儿子劝我不要去湘雅，他说湘雅淘汰得太厉害，多数人不能毕业，他就是被迫退学的。我那时年轻气盛，我问他究竟有没有人能毕业，他说：“当然有”。我说既然有人能毕业，我相信我也能毕业，我倒要试试湘雅到底有多厉害。就这样我从南京来到了长沙，这位“仁兄”的“激将法”倒是帮我下了决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