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湖南省麻醉工作的缘起现较难稽考，在一些历史悠久的医院中，除非能查阅到最原始的记录，或许能知道谁是最早在该院使用麻醉者。无疑，这些人多半是外籍人士或在外国学习或经外籍人士培训过的的华人。不过这些先驱者在湖南省麻醉学的发展中，似无明显影响。在常德有一位傅开义医师，较早做过麻醉工作，其影响仅限于常德。
在解放前，湘雅医学院附属医院（湘雅医院，雅礼医院）是省内一家最大、水平最高的医院，该院原为美国雅礼协会（YALE in China）与湖南省育群学会合办，一些人曾以为湘雅医院为教会医院，其实不然，YALE in China是耶鲁大学一群毕业生所成立的一个群众性组织，与教会无任何关系。当然该协会中不乏基督徒，但不能因此将医院界定为教会医院。该院的麻醉司理者最初亦为外籍人士，以后中国外科医师参与，当时没有专业的麻醉医师，麻醉不过被认为是一种技术。由病房里的外科医师轮流担任麻醉工作，一般是这一组（team）中的外科医师为另一组行外科手术时司理麻醉，反过来另一组中的外科医师又为这一组行手术时上麻醉，即互为对方的麻醉医师。当时只有乙醚吸入麻醉、脊麻（腰麻）和局麻。如果是作腰麻，是由外科医师作好腰麻后将病人交与手术室巡回护士管理，然后自己上台作手术，其安全隐患可想而知。解放前该院的最后一任大外科主任是谢陶灜教授，他极具真知灼见，除创立外科几个主要专科外，认为麻醉的情况必须改善，水平必须提高，否则将影响外科及麻醉本身的发展，他决定派一位副教授级的外科医师到美国学习麻醉，其后因解放战争发展迅速，长沙和平解放，中美关系敌对而未能成行，他又从主治医师中选了王鹏程医师以自学的方式从事麻醉工作。当时一般认为麻醉非常简单，例如徐启明当实习医师时，上级医师带他上麻醉，告诉他“你只要用乙醚把病人滴到瞳孔中等度散大，然后维持下去就行了，停药后病人慢慢会醒”，带了一次就算是学会了。在这种情况下王当然不愿长期搞下去。他所以暂时担任完全是由于谢教授（恩师）的面子。当时医院只有一副美军留下的直型咽喉镜，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王掌握了在人身上应用的技术。当时插一次气管导管大概要吸入几百毫升乙醚，花近两个小时，有时还得付出病人门牙的代价。但这是他的独门技术，所以每次要插管必须请他到场，以致出现这样的笑话，我院有一个毕业生到上一医做了外科医师，当轮训到吴珏教授的麻醉科时，吴教授问他对轮训有何期望，他说学会作气管内插管就心满意足了，吴教授说那很简单，要掌握方法一个星期足够了。谢陶灜教授对湘雅的情况很不安，于是贴出一份布告，征求自愿学习麻醉的主治医师。但数月后无人问津，个别交谈亦无结果。不得已，谢教授又出布告要从总住院医师中征求一人（当时外科每个专科都有总住院医师），但几个总住院医师在一起开会都不愿去。这也难怪，当时人们对麻醉学毫无认识，麻醉医师地位低下（一般只喊麻醉师），被人瞧不起。麻醉医师还姓“赖”，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就往司理麻醉者身上赖。无人愿干，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徐启明认为既然工作需要，总得有人去干，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表示愿自告奋勇承担此一任务，谢教授也同意降格以求，逐送徐至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院麻醉科吴珏教授处进修麻醉。吴珏教授是美国第一个麻醉学教授waters的高足，是中国现代麻醉学的奠基人之一。徐启明进修返院后，迅即改变了湘雅医院的麻醉面貌，于1955年下半年开展了乙醚麻醉快诱导（氯乙烷或硫喷妥钠诱导）将原来的麻醉诱导时间（包括气管内插管）缩短为≤30分钟，采用了新的气管内插管技术。在湖南省第一次引入硬脊膜外麻醉，受到外科医师的欢迎。乙醚麻醉后的苏醒时间也由原来的数小时至十数小时缩短为半小时内基本苏醒。经过努力，于1956年10月成立了湘雅医院麻醉科，徐启明任代理主任，这是湘雅医院新建的临床科室，也是湖南省的第一个麻醉科，也可以说是湖南省麻醉事业的“星星之火”。当时麻醉科的成员有徐启明、肖律丞、谭秀娟、栾友萍、王静静。栾因被派去上海进修，结识了其另一半，随即调往华西院。湘雅医院麻醉科的成立，在全国来说也是属于较早的。在麻醉科成立之初，即由院方明确麻醉科为独立的临床科室，由医院医务科直接领导，与内、外、妇、儿等科享有同等地位。教学等方面则由外科学总论教研室领导。看来我们已提前实现了卫生部在1989年12号文件中提出的要求麻醉科成为临床一级科室的要求。为了麻醉科以后发展，并为了改善麻醉科的地位，我们决定今后麻醉科进人必须具有大学本科毕业的学历（当时还没有学位制度），使麻醉科从一开始就具有与其他临床科室一样的起点，而不自甘菲薄。这一点当时在全国都是很少的，这也为我科在院内享有较高的地位奠定了基础。1957年徐启明升任主治医师后任麻醉科主任。
以下按年份简述湘雅医院麻醉发展的脉络。
1.1956年在谢陶灜教授领导下，进行了动物实验，并将人工低温应用于临床，主要用于颅脑外科、重症且手术创伤大的病人、少量心脏直视手术。当时在国内应是最早用于临床者，由于各种原因，未及时进行报道。在施行低温时已开始应用冬眠药氯丙嗪。
2.1957年开始应用肌肉松弛药。当时的肌松药只有两种，一为琥珀胆碱（司可林），另一个为管箭毒。均为两类肌松药的代表药物，均需进口。
是年亦开展了控制性降压，当时用的药物主要是阿佛那（Arfonad），未用其他降压方法，因为也受进口药物的限制，因此药亦受过“崇洋媚外”的批判。此外，是年亦开始应用冬眠疗法（冬眠合剂1、2、3、4号），主要用于麻醉的辅助及临床治疗。普鲁卡因复合麻醉也在临床应用。
3.1957年开始为附二开院培训麻醉人员，“未雨绸缪”。受训人员有：雷宝娟、钟宜芳（钟钒）、刘国新、许玉兰、以后均是二院开院后的麻醉工作骨干。
4、1957年在谢陶瀛教授的领导下，开始了体外循环的动物实验。当时所用体外循环机的人工肺为鼓泡式，人工心为指压式泵。1958年于“拔白插红”运动中受批判而被迫终止。
5、1958年湖南医学院附二院开院，其麻醉工作暂由附一院（湘雅医院）麻醉科统一管理、安排，待时机成熟后再建独立的麻醉科。最初安排谭秀娟在附二院负责，有需要时再由主任前往指导。当时全国掀起西学中运动，卫生部在北京中医学院举办“西医学习中医班”，要求各校选送优秀人员参加。谭秀娟被学院党委派去学中医（学制三年），遂改由肖律丞在附二负责麻醉工作。不久，肖律丞被送往天津王源旭主任处进修。在此情况下，除安排一位医师处理日常事务外，徐启明分单双日奔跑于两院间，遇急事则随喊随到。直至肖律丞返院后，仍跑了一段时间。风里来，雨里去，一部破单车相伴，大概坚持了一年多。
6、在湘雅医院麻醉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之际，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推动湖南省麻醉工作的发展。“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于是在1959年初组织了几位医师查找文献并结合我们自身的体验，编写进修教材。其内容虽涉及必要的理论，但以实用为主。由徐启明负责审阅、修改并完稿，经约半年的辛勤工作而完成。由于经费困难，只能油印成册。因封面为红色，戏称“红皮书”。于1959年下半年我们举办了湖南省第一个为期一年的进修班。学员一共十几人，其中有省人民医院的顾礼洪医师（后调西藏，回长后做了普外医师。顾赴藏后省人民医院又派黄厚德来进修…）。市立二院的郑大同医师（以后参加了解放军），市一医院的黄世牧（已退休）、163医院的贾宗鲁医师（已退休）、郴州地区医院的余桂岩医师（已退休）。还有一些人记不清楚了。那本红皮书很受欢迎，以后又印了好几次。自这次办班后，以后年年办班，学员除来自省内，还有广西、贵州、河南、湖北等省的学员。如高福德、程英杰、于长富、岑军辅等均在这里学习过。
7、1958年4季度，西安宣布成功地应用了针刺麻醉于人体手术，在西安召开会议宣传、推介，结合大学中医，一时“一根针、一把草”之说，甚嚣尘上。1959年春节前，党委书记派人把徐启明叫去，要求立即开展针麻。但徐启明不认为“针麻可以做任何手术，完全代替现在的麻醉”时，有领到立即制止说：“不要再这样说。否则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并给了徐10天限期以摸索出我们自己的针麻穴位。经过学习针灸书籍，自身实验之后，终于在第六天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剖宫产的针刺麻醉。但随着手术例数的增多，发现问题也越来越多。归纳起来是“镇痛不全，肌肉不松弛，内脏牵拉反应明显”。以后对这些针麻缺陷称为“三关”。我们曾与基础学科合作进行过探索。如解剖针刺穴位，用同位素探索经络循环路线，探索针麻镇痛原理等。对“三关”一时找不到解决方法。但从西安传来的消息“针麻”却是尽善尽美。同年下半年，徐启明到西安参加全国首届针麻会议。为了向西安的同道们学习，特意延期返回，留下实地参观，结果发现一些针麻手术的效果比我们的还差，但对外宣传却说得天衣无缝，美不胜收。看来浮夸之风已蔓延到学术界，与某些“卫星”报道相似。
徐去西安开会之前，谢陶瀛教授要求徐一定去访问一下四军医大苏鸿熙教授。因为他刚在体外循环下完成了我国第一例心脏换瓣手术。他用的是球形机械瓣。徐抽出时间去了一次，当面向苏教授请教，去时恰巧天津王源旭主任也同时造访。回院后向谢教授汇报了情况，谢不甚感激。
8、1959年初秋，徐启明奉命带领省会各医院一批人到福州学习“瘢痕灸”疗法。此法本用于治疗橡皮腿，后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将其移植用于治疗青年妇女闭经，取得较好效果，不意“歪打正着”。
是年英国Macintoch教授到中国讲学，但实际上是代表公司推销“氟烷”和便携式“空气麻醉机”。其演示地点在武汉中南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徐启明和外科林光享教授参观了此次演示。此为氟烷第一次在中国使用，空气麻醉机亦因此得到推广应用。以后国内也开始生产氟烷，不过由于氟烷的肝毒性，在我国未广泛应用过。
9、麻醉科成立后，由于发展迅速，很快得到省会一些外科头面人物的认可。大约在1959年徐启明成为外科学会委员，并成立了麻醉学组，由徐任组长。1962年在北京召开解放后的第一次全国外科学会代表大会（第八届）、徐作为代表参加了该次会议。该次会议开得很隆重，邀请了很多外国专家，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亲自到会指导，并在人大会堂宴请全体代表，第二天还请代表到天安门观礼台后参加国庆观礼。
10、湘雅医院的心血管外科是在谢陶瀛教授领导与参与下发展起来的，在向苏联学习后，谢教授成了临床外科教研室主任，附二院开院后，临床外科教研室被分到了附二院，所以心血管科的主力从附一院转移走了。附一院（湘雅医院）也是综合性医院，肩负着同样的医疗、教学、科研任务。所以必须把心血管外科很快地搞上去。为此，麻醉科徐启明和胸外科王树樟医师费了很大得劲跑卫生部，买体外循环机，抽业余时间进行动物实验。可能是在1963年开始用于临床，第一例是比较简单的左心转流。
11、1962年，根据国外文献介绍开展了前入路坐骨神经阻滞。当时麻醉药物很少，麻醉方法有限，神经阻滞是主要的麻醉方法之一。多一种阻滞方法就是多一种手段。该种阻滞方法特别适用于下肢创伤而不便侧卧的病人。以后麻醉药物和方法多了且便于操作，此种阻滞遂淡出历史舞台。
在那个年代，神经阻滞的应用是比较多的，在50年代末，我们就已经开始用神经阻滞做零星的疼痛治疗。如用后入路腹腔神经丛阻滞治疗慢性胰腺炎，用腰交感神经阻滞治疗下肢动脉闭塞性脉管炎，用椎旁阻滞治疗流行性胸痛（柯萨其病毒所致），用无水酒精阻滞半月结或三叉神经分支治疗三叉神经痛等。由于硬脊膜外阻滞是一种不完善的麻醉方法，所以我们加用了后入路腹腔丛神经阻滞来减轻牵拉反应，取得良好效果。为避免穿刺过程中损伤下腔静脉，创用了一种避免此损伤的方法。我们做了数千例，无一例误伤下腔静脉。此法后仍沿用于疼痛治疗。此外，也创用过一种后入路“盆腔神经阻滞”，以解除一点硬外麻醉下盆腔手术的牵拉痛。由于单次注射药的硬膜外阻滞其作用时间受限，有段时间我们改变混合液的配方，使麻醉作用持续7-8小时，后考虑其安全性小而转向采用连续硬膜外阻滞。
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物资十分匮乏。很多东西我们都尽可能自己动手制作或修理。例如用于连续硬膜外的第一口穿刺针及其针芯，就是我们用15号针自己磨制的，第一例连续硬膜外麻醉大概是1959年做的。用于连硬的导管也是用塑料管加以处理改制的。再如破损的麻醉机用的橡胶呼吸囊，呼吸螺纹管都是我们自己修补，血压计，血压表的校准和修理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完成…。现在条件好了，但出现了浪费之风，“盛世当珍惜，高枕岂无忧”
12、1963年，送彭行芳医师至北京阜外医院麻醉科进修心血管外科麻醉一年。
13、1964年对于湘雅医院及其麻醉科是一个厄运之年。当时湖南医学院心血管外科的主力在附二院，附一院对心血管外科的研究也在奋起直追。两家都是综合医院，都是同样的教学、医疗、科研任务。而且附二院是在附一院大力支持下诞生的。“本是同根生”，本应相互帮扶，携手并进。不想在附二院心胸外科却出现了一位人物。这位人物提出要把附一院的心胸外科合并到附二院去。理由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教导，这种合并可以加强湖南医学院胸外科的力量，促进其发展，并作为“龙头”推动全省心胸外科的发展。虽据理反对，指出其对病人，对相关学科、对教学的不利影响，但毫无效果。领导决定将附一院心胸外科的人、设备被“一锅端”端到附二院去了。奇怪的是，所谓“集中优势兵力”，集中是集中了，却并未发挥大作用。加之不久“文革”开始，调去的人以各种方式（下放、调走、另行安排等）被遣散了，只留下一个在阜外医院进修过心外科的医师，设备则充实到动物实验室去了。真正的结果是附一院的心胸外科没有了，十五年“没心没肺”，不仅心内科、小儿科、影像科、麻醉科、检验科等的学科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即使是对病人的抢救也陷入困境。例如对外伤性血气胸伴休克病人也要请附二院派人去会诊。最典型的事件是，我院有一位嗜水合氯醛等成瘾的内科医师，在四楼卫生间突发心博骤停，被两位外科医师边进行有效的心肺复苏边移送至二楼手术室门口，置于地面。在手术室内值班的徐启明急忙作了气管内插管，供氧人工呼吸，两位外科医师仍轮流做胸外按压。并请人报告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经胸外按压，结合使用复苏药物，始终不能复跳。当时没有胸外科除颤设备，徐启明建议开胸除颤按压，当时的领导讨论了很久才批准开胸，并决定派人附二院接医生来开胸。这时离心跳停止的时间已近一个半小时，徐启明说：“时间紧急，来不及了，救人要紧。我先把病人送进手术间开胸，你们同时派人请附二院的心胸外科医生，双管齐下如何？”领导问：“你行吗？”徐说：“我本来是外科医师，“大跃进”时麻醉科被取消，又在附二院做了半年多的胸外医师，加上平时看开胸也看得够多了，何况以前也做过开胸按压，开个胸应该不成问题。”他们犹豫了一阵子才勉强同意了。徐把病人运进手术间，就在担架上为其进行了紧急开胸，切开心包为其按压，辅用肾上腺素，只一次电击就恢复了正常跳动。止好血后，等待附二院的心外医师到来关胸。约一个小时之后附二院的医师才到手术室。然后洗手、穿戴、上台关胸。当年的湘雅医院就因一个错误的决策而导致如此情况。顺便说说，被救者现在还健在。
到“文革”后期，对徐的管制已放松。徐便开始了重建心胸外科的呼吁，游说。经过艰苦努力，到1978年终于和曲线调回的原胸外科医师王树樟、袁明道等一起开始了胸外科的重建，改变了湘雅医院外科的残缺不全。
14、1964年，徐启明根据国外文献的报道，在经充分准备之后，利用自制的器材将经中心静脉输液和测压应用于临床。所用途径为经锁骨下静脉穿刺置管。在科内高年医师中普及了此项技术，曾用于手术中监测及内科、传染科危重病人治疗中的监测，也曾用于院外单位。这可能是国内最早开展者，可惜在“文革”中全部资料（共136份）毁于一旦。
15、在1964年，临床上已有α1与β1受体阻滞药和血管平滑肌松弛药可用，去甲肾上腺素的供应充裕。于是麻醉科制定了一个以嗜铬细胞瘤的病理生理为基础的麻醉和围手术期处理方案。1965年泌外科确诊了一位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病人，麻醉科与泌尿科医师一道进行了术前准备，制定了麻醉方案，承担了全部围术期的相应工作。麻醉与手术完全成功。病人顺利康复。这是我院第一例此类病人的成功麻醉和手术。
16、1965年初，徐启明医生申购了氟烷、光导纤维喉镜（用以解决困难插管）和红内线二氧化碳监测仪。前两样于1966年初到货。刚组织大家学习如何使用及注意事项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光纤喉镜不久就被弄坏了，其他几件像样的设备也都遭到厄运。或成废器，或近乎报废。
17、在“文革”开始前，麻醉科已发展至11人，即徐启明、谭秀娟、赵绿芹、刘钟淑、周淑文、彭行芳、杨剑华、叶观松、张致祥、王静静、朱开菊。在9位医师中，除刘、周、叶、张系在本校医疗系本科五年制毕业直接分配来科外，其余5位均有1-2年在其他科工作的经历。朱系“文革”前不久由湖北基层医院调来，文革后随即离开。在“文革”中，“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规章制度也遭破坏。但奇怪的是出了事还是要被打倒，被批斗的人负责。所以被打倒的人密切注意着手术室内病人的安全，尽力而为地避免出事。一是为了自己对病人的责任心，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二也是为了自保。当时做不做针麻是态度问题。所以针麻占了很大的比重。湘雅的针麻组还是比较实际的，对确实针麻不适合的手术并不坚持要用针麻。在针麻组领导下，徐也利用与国防科大职工医院的关系（为其抢救过DIC的病人，培养过人员），通过他们请科大有关教研室制造了一台温度测痛仪，测试病人的痛阈，耐痛阈以选择适合针麻的病人。针麻下行甲状腺手术的效果是针麻手术中最好的，针麻组摸索出一套脚上的穴位比常用的合谷、内关的效果好，且操作方便。后来这套穴位（太冲、陷谷）也介绍到别的医院应用。某年全国举行各类针麻手术评奖活动，当时湖南省针麻甲状腺手术的牵头单位是省人民医院，所以我们的大量病例资料均集中到省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因此获得针麻甲状腺的优胜奖。
省卫生部门有位领导，得到消息说祁东县人民医院一位姓李的医师创造的针麻方法好得不得了，领导立即要求省针麻办派人和他一起到祁东学习，省针麻办指定徐启明也参加。到后参观了现场表演，是一台下肢手术，当时的针麻全是用电针麻仪，他们这台手术把电流开到极强，整个下肢不用人扶就自动翘起，随即消毒，铺单，再稍减弱电流将脚放平手术。领导随即听取汇报，决定要在全省推广。祁东这种做法实际上像文献报道过的电麻醉。（电麻醉由于某些缺陷，临床未获推广）。不久，祁东县人民医院的人到长沙进行巡回表演示教。第一站到163医院，不知为什么，省针麻办指定要徐启明陪同，推辞不掉，徐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病人是一位年轻的小战士，手术预定为胃大部切除。由李医生主刀，163医院普外孙主任作助手，扎完针，通电诱导后病人腹肌紧张，皮肤痛觉过敏，无法下刀，李医生问如何办，台下的人说：“你们经验多，请你们指教”。李说：“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是有人建议说：“那只好逐步升级，先加局麻。”在加用局麻后皮肤痛敏依旧。因为腹肌紧张，只切除了约2cm宽的一条胃组织，手术并不完善。
在“文革”中，还出现过“中药麻醉”，由于其苏醒慢，并发症多，在临床上逐渐被弃用。
在以针麻为主要麻醉方法的几年里，麻醉科由“勤务组”领导，另外成立了“针麻组”，由医院军宣队直接领导。文革后，麻醉科恢复文革初状态，由徐启明、叶观松负责。针麻组取消后，其成员学习了一段时间药物麻醉。后罗慰云调回烧伤科任护士长，李小莲随军调广州医学院附一医院，黄庆秋担任本科血气分析及学会会务等工作，申建初担任体外循环和麻醉科设备管理的工作。80年代初期，省儿童医院创建，周淑文调该院任麻醉科主任。70年代末，钟纪霞由长沙市三医院调入，直至1986年退休。1982年徐菊芬由甘肃武威县调入，不久湘雅三医院开院，随夫调往三医院至今。90年易艳珊自外科病房调入，负责科室药物、财产等管理工作，直至2007年退休。
在60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麻醉科曾先后、多人、多次参加了援外医疗队：周淑文、钟纪霞（塞拉利昂）、张致祥（越南、津巴布韦）、刘钟淑、彭行芳（津巴布韦）。
18、1981年徐启明调学院教务处任副处长，但仍兼任麻醉科主任，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叶观松副主任。1984年徐担任教学副院长后，谭秀娟被任命为麻醉科主任。1989年郭曲练被任命为副主任。
19、1982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招收的医学本科学生毕业（77级），经历了18年的“断层”之后（期间曾分配来一位工农兵学员齐广娟，后自动离开）。麻醉科第一次充实了新生力量。为使他们以及随后（77级…）来的新成员打下更扎实的基础，科里为他们制定了两年的轮科计划。为执行这个计划，保证新同志的轮转时间，老同志仍坚持值晚夜班，令人感动。后来实际上只一人实行了2年轮转，其他人按医院要求只轮转了一年。
20、1982年我们在《中华麻醉杂志》发表了“小剂量硬膜外麻醉”（附862例分析）一文，此文系根据实践经验总结而成。小剂量的涵义是首剂量≤5ml，试验剂量一般为2ml，个别人仅1ml。文中列举了哪些人易于出现小剂量麻醉，其中包括一些化验无特殊发现，看似正常的病人，并进行了讨论。此文发表后造成一定影响，不少人来信、来电咨询，不少人逐渐接受我们的观点。现今在本科教材上亦推荐试验剂量为2-3ml。不过现在需控制在小剂量范围的人极少，可能与国人营养情况、体质的改善有关。
同年，经医学院批准，成立麻醉学教研室。须说明的是，在50年代麻醉科成立之日起，我们即担任外科学总论课程内的麻醉学授课、见习和实习，进修生的教学，有段时间还包括本院外科医生来科轮转的教学。在教学内容方面包括外科总论课程的麻醉学、休克、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以及心肺复苏…
21、文革后除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重建并执行一系列规章制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便是帮助心胸外科尽快上马，例如和他们一起外出参观学习，派人外出进修心胸外科麻醉、体外循环等等。（叶观松到广东省人民医院学习心血管外科麻醉一年，张致祥到上海中山医院学习心血管外科麻醉一年，谭秀娟到广东省人民医院观摩体外循环半年。）由麻醉科负责体外循环工作并培训人员，积极参与其术后处理。另外为了尽可能减少时间丢失所带来的损失，和普外科一起开展了一些动物实验。
在1985年麻醉科获得硕士点授权，并开始招收研究生。
22、1987年国家教委在杭州召开了评定大学专业目录的会议，徐启明参加了此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麻醉学被列入本科专业目录，从此可以单独招收麻醉学的本科生。湖南医学院于1988年成立了部属院校中唯一的麻醉学系，徐启明任第一任系主任。按照规定，需经一年筹备方可招生，遂于1989年招收了第一届麻醉学系的学生，学制五年，每届30名。
麻醉学系是在湘雅医院麻醉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仍挂靠在医院。没有专设管理教学人员，大约1992年开始，李朝仪前来担任麻醉学系办公室主任，后另有人用而离开了，此后麻醉学系的行政工作又恢复原样。
建系工作相当复杂，包括：制定教学计划；根据老校的特点，争取基础学科方面有关教研室的理解与合作，建立相应的麻醉学系的教学组织；筹建新的危重病检测治疗教研室；筹措经费；参与编写教材；受国家教委委托牵头制定麻醉学系七门专业课程的“基本要求”等等。开始参编的为临床麻醉学的一章，另外主编了“麻醉生理学”。
以后编写面向21世纪教材时，徐启明成为“临床麻醉学”的两主编之一，谭秀娟为“麻醉生理学”两主编之一。谭秀娟曾担任“麻醉解剖学”的副主编。“临床麻醉学”曾获教育部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卫生部教材评审的一等奖。
23、为满足教学医疗的需要，经过充分准备，于1990年开设了疼痛门诊。并于该年成立了ICU,经一年的准备（主要是专业上的准备）于1991年开始收治病人，当时规模很小，只设了4张床位。
24、1992年湖南医学院附三院开院。为支援附三，先后输送了两名麻醉学硕士到该院麻醉科工作，并为附三培养了一名麻醉学硕士。
25、1993年，谭秀娟任麻醉学系主任。1994年，郭曲练任麻醉学系副主任。
（完）
